论坛时间：11月27至29日

论坛地点：广州长隆大酒店

论坛主题：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机遇

第三届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在内容结构上扩展为“主论坛+分论坛”模式：

主论坛：集中发布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关于国际文化产业年度形势的报告，主要面向国内外新闻媒体、行业协会、主管部门官员、以及业内权威人士等。拟发布包括“全球创意经济报告”、“国际版权产业报告”、“全球多媒体产业报告”、“全球授权产业报告”在内的、涉及10余个产业门类的年度报告。

专业论坛：以行业和专题区分，展开详细讨论和内容多样的交流活动，主要面向相关行业领袖和从业人士。论坛实行“平台开放”，以社会合作的方式举办。专业论坛包括：动漫产业论坛，新媒体产业论坛，影视论坛，创意产业论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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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昨日圆满闭幕，论坛组委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指出本次论坛在规模和取得成果等方面都创造了历史之最。

    记者：你如何评价本次论坛？

    张晓明：首先本次论坛在规模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一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百余名嘉宾在论坛上发言，论坛还首次分为一个主论坛和五个专业论坛，形成22个专题板块。此外，今年的论坛我们也请到了目前全球文化产业方面最前沿、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代表了目前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

    记者：论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张晓明：从收效上看，今年的内容非常丰富，比如这次与广东合作，直接在开平举办世界遗产论坛，使整个论坛的问题非常具体，推动了广东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跟外宾交流时，他们都表示这个论坛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今年的论坛还有一个创新就是设置了分论坛，让对口行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更充分地交流，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记者：论坛今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张晓明：这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力量共同推动，南方都市报发挥了很好的当地影响力，充分整合了各方资源。今后论坛有可能不仅仅是品牌化的论坛，甚至可以产生相关产品，让国内外品牌和企业通过论坛激发合作的机会，搭建合作的桥梁。

    王荣文亲自将台北酒厂旧址华山打造成“台湾的798艺术区”，他表示，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旗舰基地，华山经营的是空间、时间和创意。

    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

    ■人物

    王荣文　台湾资深出版人。1971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现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智慧藏学习科技公司董事长及台湾文创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中华图书出版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咨询委员、台北市杂志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

    王荣文于1975年9月自行创业，创办远流出版社，目前，“远流”一年出版300多种新书、600多种重印书、总销量约500万册，年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曾被评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

    在同行眼中，王荣文是一位“左手谈文化理想，右手讲经营绩效，中间用创意脑袋”的出版人。眼下，王荣文正带领“远流”进行一场纸本、数字、空间三合一媒体的转型工程，致力于数字化出版，发展线上阅读器，还希望将华山创意团打造成台湾甚至是华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旗舰基地。

    这个公司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尊敬，理由又是因为我们强调理想性，有时候跟市场违背的、明知销量不是很大的书，我们也做。我们强调理想与勇气“远流”是理想与勇气的实践之地。

    经营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也许是，周边效应可能产生大作品。

    这里是王荣文的地盘。1914年创建的日本“芳酿社”，原来是一个生产清酒的工厂，现在则成了台湾“行政院文建会”主管、民间参与经营的“华山创意文化园区”。自2007年开始，传统出版人王荣文增添的新身份是台湾文创公司董事长。

    10月8日，华山园区行政大楼二楼拱厅迎来一位贵宾：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两岸故宫合作的《雍正文物大展》已经开启，远流出版社又出版了郑欣淼所著的《故宫与故宫学》。这是一次新书发布茶会，但王荣文把它操办得有声有色。台湾茶道文化艺术代表解致璋现场筹办了11桌不同品类的茶席，在清香流动中倾听京剧艺术家演出的《四郎探母》。

    出席的嘉宾还包括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曾志朗、台北市副市长兼文化局长李永萍、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黄光男等人，但最令人眼亮的则是《青花瓷》歌词制作者方文山。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不善言谈交际，却给了现场惊艳的感觉。

    这呈现出王荣文正在努力的方向。市场和品位，两者他都想占有。王荣文已在文化产业摸打滚爬数十年，而今仍继续走在创意的最前沿。新书发布会结束后，他带着本报记者在华山创意文化园区略略转了一圈，开始畅谈他熟稔的文化产业。

    一句话，就是找到对的人

    南都：“远流”能够做强做大走到今天，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总结经验，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王荣文：以人为本，或者说以人才为本。一句话，就是找到对的人，包括编辑跟作者。通过我们强的编辑去找到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完成品牌。

    南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标准吗？因为每个出版社都想找到最好的作者。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王荣文：应该说每个出版社都有它的标准，这个讲下去很复杂。我们在经营文化创意产业，如果用三句话来总结出版的话，某种程度是这样：我们最终是经营故事，经营感动，成就品牌。

    “远流”有35年的历史，从1975年开始，每一个阶段都能推出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是怎么找到的呢？有出版人的见解，有时候也有机缘。不管怎样，“远流”今天之所以有一点点知名度，这是因为我们经营人、经营作家、经营路线、经营品牌。我们出过李敖的书，出过柏杨的书，出过金庸的书。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成就就是远流的成就。

    南都：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书基本上就只你们一家出版社出？垄断了？

    王荣文：大部分是。“远流”一开始的发迹里面就有李敖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柏杨的《资治通鉴》、吴静吉的《大众心理学全集》以及上世纪80年代大陆特别喜欢的电影馆丛书、传播馆丛书。做记者的一定看过传播馆的学术著作；如果做电影导演，那就会看过电影馆的书，那时候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电影理论。

    积累下来，我们所出的书大概有5000种，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哪一本书影响了哪一个读者。但总的来讲，水准很平均，其中也有很多突出的作家，就像刚才我随便举的这些例子。正因为这样，我们经营它，创造出它对读者的感动。读者读了书很感动，那就慢慢形成了“远流”品牌，觉得这个出版社出的书有一定水准。

    出版的蔡元培主义

    南都：30多年，“远流”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挫败，或者是作为教训的一段歧路，可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借镜？

    王荣文：出版人其实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读者接受你，是因为你所推出的作者或路线符合他的需要，满足了他的需求。我们编辑当然会犯错，会找错书，会做错东西。

    比如说，两岸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在1988、1989年前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特约主编，他特别喜爱新马克思(主义)———当时大陆其实是不要这个东西，就有一个很大的出版计划，用大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译者来翻译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名著，在台湾出版。现在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发行很不理想，没有市场支持，台湾与大陆译者的用语习惯又有很大不同，吃力不讨好。

    “远流”有时候太理想主义，太支持编辑的理想，罔顾了市场需求，在当时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这个公司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尊敬，理由又是因为我们强调理想性，有时候跟市场违背的、明知销量不是很大的书，我们也做。我们强调理想与勇气，“远流”是理想与勇气的实践之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一个编辑都有理想，因为他有热情有理想，才会找到最好的作者，找到最好的作品。可是那些作品不一定是市场上最需要的，所以你要有勇气，去找出市场，开发市场，使它产业化，我们强调这样的精神。

    我们把这叫做“出版的蔡元培主义”，因为我是读政治大学教育系的，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蔡元培、胡适的启迪。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在做出版，也把它当做一种社会教育，也用蔡元培主义：不分尊卑、兼容并包。这也是影响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版的一个思想主轴。

    南都：可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很多时候和市场也能契合。但到了今天，是不是更多时候理想主义是和所谓的文化产业相背离？

    王荣文：理想主义这个思想的脉络，不太容易修改，对一个老出版人来讲，我不太容易改这个。但是我们公司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要有新东西。所以必须要与时潮共舞，现在的时代潮流是随时在变化的。

    “远流”为什么强调创意？流水不腐嘛，老实讲就是看我们这个公司跟时代潮流能不能共舞。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办新书发表会，有做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跟年轻人靠拢。

    传统出版一定会被取代，但出版还在

    南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解读为一种适应潮流的变化和转型？

    王荣文：我们出版的路线也是一样的。就远流这个出版集团来讲，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地往两个地方转型，一个是向数字转型，我们从15年前就开始在做电子书，做网络书店———远流博识网(http：//w w w .ylib.com /)，我们是出版界里最有成绩，这是远流的网站；我们后来发展远流电子书；我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wordpedia.com，这个是在做线上百科全书，是收费查阅的。

    南都：电子书也是收费阅读吗？前景如何？

    王荣文：是收费阅读。“远流”的创新在于，我们发展了远流自己的阅读器，譬如金庸的小说，因为我们本身出版金庸的小说，到2010年的二三月间，这个阅读器将把金庸的小说跟电子书的服务串在一起，相当于在网上付费阅读，版权受到保护，不会被盗版。因为这样作家才放心交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得到金庸的授权，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5年来，我们一直在数字出版上花了很多力气做研发，我们发明的这个阅读器可以串接北大方正和美国的各种平台。这是远流最重要的发明，现在得到一个高科技公司的认同，所以从远流split off(分离)出去，由远流的事业部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司，可以替所有的出版界做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转型。

    我可以想像，几年后，读书是在手机上读，或者是在一个6英寸或者几英寸的掌上电脑上读。面对这个潮流的，我们是勇敢面对它的挑战。因为我们熟知整个数字出版的技术和通路，所以在原来的编辑跟作者的互动里面，尽量用科技手段加上读者的需求，与他们直接对话。就是把我们原来的所谓com m u-nity(社群)与阅读、读书活动绑在一起，线上百科全书其实也都在做这个服务，我们花了很多力气。

    南都：听起来似乎有点“零和游戏”的味道，网上阅读的多了，传统纸媒的销量就要降低。传统出版业现在是不是真的成了黄昏产业？你觉得它将来是不是必然要被数字出版所取代？

    王荣文：它一定会被取代，但是被取代的并不是出版这个产业，而是它的载体变化了。因为以前我们习惯用纸张阅读，现在则通过电脑，等于说，纸本出版的时代，一定要拿纸张阅读的这个东西，会慢慢被替代，但不是很快的。它的成长也不容易。

    还有一个要点是，传统的出版，其实真正的竞争都是你能不能出畅销书，这决定了这个公司能不能生存。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远流”之所以能活35年，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有畅销书。文化创意产业某种程度上是风险产业，所有的成功都是从无数的失败成就出来的。关键在于，我们出版10本书，可能失败了六七本，只成功了3本，可是公司还是能继续活下去。

    争取年轻人，让人才汇聚

    南都：你刚才提到向两个方向转型，除了数字阅读，另一个方向是什么？

    王荣文：我包下这个台北华山创意园区。因为我看到做出版最重要的，是经营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智慧财产权———copyright。可是作家的才能不一定是写文字，他可能会做设计，会唱京剧……他的表现方式已经不是纯文本，而是多媒体，这样的东西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发掘他们。

    华山其实是代表这样一个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是在说：在这个园区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被你发掘出来、呈现出来。艺术家怎么在这个空间里，让生意跟艺术层次产生关系。所以我们几乎每一栋房子最后都是一个生意跟一个艺术家。像我们刚才去看的几米艺术中心，未来开起来，也一样会供应餐点。

    文化创意产业里面，有一个叫“提供平台”的园区，它的功能就是让你需要的人才汇聚———你要让你想要的画家来这里，就要创造让画家汇聚在你的周围的氛围，形成以画为核心的产业园区，大陆的798就是这样做的。我要音乐人在这里，所以不久以后你会看到周杰伦租我们的场地来拍40集的电视剧《熊猫人》。这个拍摄场景会保留下来，变成一个音乐人空间，也是一个餐厅。这样我们就可以吸引观光客。

    方文山也会在这里开一个花园，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可能他也卖茶、卖花，也卖其他的什么，我不管他做什么，肯定年轻人会对他有兴趣。你看今天我在讲方文山，要介绍给郑院长的时候，他不知道方文山是谁，可是他的随从，那个年轻人，一听方文山就说：“哦，我知道是谁！”我们要走出门的时候，随从要和方文山拍个合影，对年轻人来讲，方文山是他们熟知的人。

    所以我们要靠几米、周杰伦、方文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要争取的是年轻人，但是怎么样让年轻人来，第一个要让人才汇聚，让他们愿意聚在这里聊天、喝咖啡，让不同文化产业的人——— 我是做出版的、这个人是做设计的、这个人是作画的，这个人是搞音乐的，都在这里产生一个新的活动。

    南都：你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效应。文化产业要迎合市场，它的另一股趋势可能是越来越庸俗化，这可以避免么？

    王荣文：从我的理解来讲，社会一定是多元的，特别是台湾强调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今天远流出版社是我主持的，我有我的坚持，我有我的兴趣，如果这个东西跟“远流”的调性不和，我们不会出版。

    迎合年轻人、满足市场需求的我们当然要做，但是我们也会追求梦想，追求理想性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价值。你今天恰好参加这个新书发布会，你如果在台湾参加100个新书发布会，大致上都是请名人来推荐来推销，但是因为这次书的作者是故宫院长，我们特别用这个文化的方式来呈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强调周边效应

    南都：但是这个呈现会产生市场效益吗？这样的新书发布会，对你的新书发行会产生促进作用吗？我想很难吧！

    王荣文：这是两件事，有些价值是短线价值：我做这件事会马上产生销路增加的效果。但是有些价值不是产生在那个书的销路上，而是产生在今天的来宾所留下的记忆或者印象上，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和品牌。我不知道这个价值会马上回报到我们的书上呢，还是回报到未来别的事情上，这就叫呈现、累计的观念。我们做事业不能只考虑短线，短线有短线的操作方法，但是以今天这件事情来讲，它操作短线是没有用的。这也是一个竞争方式的选择。

    南都：你现在有多大的精力放在出版公司，多大的精力放在华山创意园区？

    王荣文：我现在做纸出版、数字出版和空间出版，华山算空间出版。你也可以说我各花1/3精力吧。但是最理想的状况，在最后来讲是三合一。因为对我的编辑来讲，他要找出最值得经营的作者，作家可能写出了一本好小说，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得到他的授权继续拍连续剧，去经营他的故事。

    经营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也许是，周边效应可能产生大作品。举例来说，我今天做了一个《青花瓷》歌曲，这是一串跨界作家的产业，有人作曲作词，周杰伦帮你唱出去，演唱会的收入是一回事，另外有人把它经营成为周边商品，这些合起来的收入叫做文化创意产业收入。

    当我们在进行这个华山创意园事业的时候，为什么要请金庸提个字———“华山今论剑，创意起擂台”，挂在我的房间里？另外，我的空间出版人现在找到了一个作者，就跟豪宅的市面设计一样，这个作品如果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觉得这是创造一个风潮，“没有三两三，不能上华山”。这里是华山论剑的地方，你有创意，就把作品拿出来。

    文化创意产业有两件事情(钱和艺术)：我要完成的这个作品，是一个艺术家加一个有钱人合作起来完成的。比如这里开餐厅的人，支持着墙壁上的画家，后面那里有画展。每一个餐厅都要带有扶持其他艺术家的责任，那个艺术家不管是电影、音乐还是绘画领域的，都有赚钱的和赔钱的。有赚钱的，比如张晓刚的一张画，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所以他那个作品本身就可以创造一个产值。比如刚才我的朋友要来看蔡国强这几天准备在这里搞的爆破，这些艺术活动或者作品都会产生效益。

    活命方式：不能开源，就节省成本

    南都：你投入华山创意园区不久，就赶上金融海啸，文化产业这一块有没有受到很大冲击？

    王荣文：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讲，我觉得影响是有。但因为这个地方的投资不是很大，所以还好。这个在时间上有一点敌对，有些人要进来开店，可能会迟疑一下，他要等到我们人潮起来。现在每周六、周日已经自然形成了人潮，估计大部分的空间到明年6月之前都会开店。

    我留了1/2开店，1/2留下来做展览。我事先有一半的空间来开店，使得平常就有人因为要找吃饭的地方、聊天的地方来这里，可是来这里后，他就看到不同的空间有不同展板，所以这很自然就变成台北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这个是我最理想的华山的方式，也可以维持经营这个地方。我们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现在我们所签的合约，已经很清楚看到，我们大概到明年6月，大概所有店开起来以后，这个良性循环就形成了，就可以改变亏损状态。现在还是在亏损状态。

    南都：传统出版行业受金融海啸影响大吗？

    王荣文：我不太懂为什么大陆的记者问出版的时候都很关心金融海啸的冲击。因为台湾的文化产业、出版产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而且大家都很小。因为它小，就灵活，它自己有自己的活命方式。

    我们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更讲究经营，营业额可能没有办法增加，我们就想办法增加获利率。开源节流，不能开源，我们就节省成本，或者用别的方式生存，这是台湾的生存之道，文化产业都是这样。

    高群耀身后的照片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正与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谈笑风生。高群耀说，进入新闻集团3年来，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正是不久前举行的这场世界媒体峰会。

    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

    ■人物

    高群耀 “Web2.0时代，人人都是信息提供者，可以说，人人都是媒体。这样的形势下，传统媒体该何去何从？”采访过程中，高群耀聊得最多的，就是媒体如何在产业融合趋势下找到自身定位。

    高群耀，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兼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同时还担任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星空传媒集团在中国的业务运营。他表示，很荣幸能受邀参加28日开幕的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

    高群耀是哈尔滨人，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工程力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取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他曾出任比尔·盖茨领导下的世界第一大软件公司微软的中国区CEO，以及有“设计软件业微软”之称的全球第一大专业设计软件商A utodesk的大中华地区总裁。高群耀还曾获得“中国十大最有影响力IT职业经理人”以及“最杰出跨国公司经理人”等荣耀。

    2006年11月，高群耀在经过10个月的深思熟虑后加盟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新闻集团是全区最大的媒体企业集团之一，控制着英国40%的报纸、澳大利亚2/3的报纸，美国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和35家电视台。新闻集团旗下的主要媒体包括《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英国天空电视台、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默多克首次访华。1999年3月，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成立。1994年，卫星电视(STA R )在上海设立代表处，成为首家获准在沪设立代表处的境外传媒公司。2001年9月，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卫视获准在中国广州落地，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开办的外资卫星电视频道。

    现在，从内容来看，一个编辑再了不起，相比数千万人在网络上的随时更新而言，其价值可能被淹没了。今天，人人都可以是媒体，每个人都可以从网络传递出信息。传媒这个行业在根本上发生着变化。

    全球数据化浪潮从根本上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今天的人们，生活离不开三个屏幕：电脑屏幕、电视屏幕、手机屏幕。未来可能是四个屏幕，还得加上电子阅读器屏幕。

    比尔·盖茨的创新；原Autodesk总裁、现任雅虎CEO卡罗尔·巴茨的执着；默多克的领导力。如果说有人能直接集纳这三位精英的商业智慧，那一定非高群耀莫属了。

    高群耀，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星空传媒(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加盟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前，高群耀曾任微软(中国)总裁；现在，他正带着从比尔·盖茨身上学到的创新精神，从IT界闯入传媒业，致力于率领新闻集团及星空传媒拓展在华业务，寻找最佳发展模式。

    高群耀还曾在Autodesk(欧特克)担任大中华区总裁，那时，他的老板是被称为“硅谷女王”的卡罗尔·巴茨，一个被高群耀认为“雷厉风行、只要觉得是对的事情就永不言弃”的商界强人；而现在，带着巴茨般的坚韧，高群耀正和默多克一起守候，期待在中国这个未来全球最大的媒体市场占据先机。

    “我在新闻集团的工作，归纳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了解国情、制定战略、寻求共赢’。”10月下旬在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高群耀笑着总结道。作为明星级的经理人，51岁的高群耀低调谦逊。事实上，这次采访还是他就职新闻集团后首次接受的区域性日报专访，他自我调侃“我有那么大魅力，值得特意采访我吗”，而在聊到数字化带来的多产业融合以及媒体的商业创新模式时，高群耀充分展现了他的自信和远见。

    “危机带来优胜劣汰”

    南都：从去年秋天，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场金融风暴给新闻集团带来了哪些冲击？

    高群耀：金融危机对所有行业都有影响，当然也包括传媒领域。传媒的收入来自两块，一块是订户收入，另一块是广告收入。广告的收入变化基本与G D P变化平行，所以，金融危机自然会对传媒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在我本人看来，危机也能带来机会，这实质上是一种优胜劣汰，是竞争优势的体现。正如金融融资，当谁都能拿到钱的时候，是看不出差异的；冬天来了，差异就出来了。平时就做得更好的优势产品，市场份额会相对扩大，优势资产也能得到增值。

    至于新闻集团的业务，我们可以从三大方面来看。首先是电影行业，在金融危机下，电影行业都是向上增长，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逆势向上。新闻集团旗下的20世纪福克斯公司，200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正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今年国内引进的大片中，20世纪福克斯出品的影片(包括《澳大利亚》、《X战警前传：金刚狼》等)都有不俗票房，总之，电影的盈利依然可观。

    其次是报业，新闻集团拥有《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澳大利亚人报》、《太阳报》、《纽约邮报》等，还算小有规模。我手头有一份今天早上从美国总部发来的通报，数据显示，报业所受的影响比较明显。就10月的情况来看，到年底，整个美国报纸在2009年的发行量将下降11%。下降有三个因素的影响：互联网的影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费用消减——— 有些企业看到冬天来了就冬眠，这种方式的典型表现就是节约成本和裁员，但这种相对被动的反应无益于增加竞争力。成本砍下来了，报纸的质量自然会下降，这对发行量肯定有影响，消费者很实在，他们就不选这些报纸了。另一个因素是报纸本身的传媒性质，缺乏创新。

    南都：但正是10月的数据显示，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取代了《今日美国》，逆市而上，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高群耀：是的，报业中也有与众不同的。《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从10月开始超过《今日美国》，而且它的背景是报业总体发行量萎缩了11%！前几天，我还跟《华尔街日报》的同事在聊，说这份报纸的转型非常漂亮，得到了认可和成功。这也说明，只要是有价值的内容，就会有人付费。

    新闻集团的第三大业务是有线电视，从美国眼下的情况来看，在四大电视网络中，FOX(福克斯)新闻高居第一，而将CN N等远抛身后。正如我所说，金融危机的确会带来影响，但同时也有机会存在，冬天来了，大家都冷，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是否拥有相对竞争力和相对市场份额，这将决定你是否更有机会。

    南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推出了在线阅读，而且这一块是盈利的。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

    高群耀：是的，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的阅读方式，它叫移动阅读器，随手可看，而且是客户订制的。相信我，你只要用上了，就完全离不开它了。后台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东西，完全是个性化的。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你对印度市场有兴趣，那你看到的都是与印度市场相关的新闻；你可以选择不同深度的内容，每个月2元，或是每个月20元，甚至每个月50元，内容程度各不相同。

    “新闻集团不会急功近利”

    南都：那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新闻集团在华业务受到了哪些影响？

    高群耀：星空传媒的主要业务是在广东，在总部的工作外，我去的最多的地方也正是广东。广州、深圳等地的老百姓家中，可以收看到100多个电视台的节目，而我们星空卫视的收视率一直名列前10。

    南都：但是，我们也留意到，星空卫视在不少地方还面临落地的困境。在广东，它的生存空间也面临其他卫视、粤语电视台的挤压。

    高群耀：星空卫视在广州很受欢迎，所有节目都受到相关部门认可，相对而言，竞争力还是不错的。下一步，我们打算和中央电视台就电视剧的创意创作进行交流，这些是软实力的东西。

    南都：你曾提及，在印度，星空卫视连续9年收视率第一，已经成为了当地的C C T V。同样是新兴市场，为什么星空卫视在印度和中国会出现迥异的发展局面？问题在哪里？

    高群耀：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情况、发展阶段都与地域及国度的发展状况相关，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不同产业在同一国度，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或是不同产业在不同地方，可比性都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它还是跟发展情况和机会密切相关。

    先说内部因素，目前，中国的传媒都是国有的，也正在逐步发展中，正面临巨大的机会。比如在美国，传媒和娱乐的产值占G D P的20%以上；而在中国，按照G DP比例，传媒所带来的价值远远低于它应有的份额。换句话说，这个行当还处在一个逐步向产业化融合的特殊阶段。拿上市公司来说吧，中国目前众多上市公司中，包括在香港上市的公司，1000多家公司，只有8家为传媒公司，其市值在所有上市公司中只占0.6%，举无轻重。所以，发展阶段不一样。从发展角度来看，现在做传媒的，都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产业领域。但从发展前景来看，它的增长是无穷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即将崛起的时候，所以，对我们这些同行来说，这个机会有很大的诱惑。

    外部因素则是政府的开放和改革。有消息说，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正计划未来两年上市，从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是积极的，开放的，它所带来的成长不容忽视。很高兴，我们身处在这个行业。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很清楚自己要了解国情，制定战略，寻求共赢。我们不会急功近利，也没有设定一个眼前的战略计划，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默多克的支持。我们对这些事充满信心，最关键的是寻找共赢。在美国，传媒与娱乐所创造的产值和通信行业差不多。而在中国，看看三大电信运营商，再看传媒，一个顶级电视台的广告还不如中国移动在一个省的短信收入，这个比例太小了。但反过来，它也印证了市场价值潜力所在。就产业来说，内外我们都有机会。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相信，不管是在电影、电视、互联网、出版，还是软件等，新闻集团和星空传媒的队伍将来都是有价值的。

    南都：新闻集团总是强调“内容至上”。但在今天，人人都是“内容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新闻集团和星空传媒如何才能发挥自身的主导地位和优势？

    高群耀：我觉得这就要回到我曾提及的“寻求共赢”，我们在哪里能给市场增值，用什么方式来增值，这样一来，采用的定位和方式也随之变化。

    南都：你刚才提到了新闻集团旗下的出版和互联网———主要是聚友网。眼下，这两块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势头如何？

    高群耀：目前都不错，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稳健积极的。

    新闻集团旗下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与在中国的伙伴处得非常好，也在积极参与中国的转型。哈珀·柯林斯正在进行一些书籍的版权交换，致力让中国的书籍走向全世界，比如，它推出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作品。去年的2008奥运会之前，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一本介绍中国的英文版专业旅游书。后来，哈珀·柯林斯就推出了《T our inC hina》(中国旅游)，现在它已成为西方最流行、也最被认可的中国旅游指南。

    在互联网方面，主要是聚友网，我自己兼任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长。聚友网是由一个中国公司在运营，新闻集团只是投资方之一。眼下，聚友网的发展还不错，它在寻找方向，迎合新一代的追求，并借用M ySpace的全球经验、技术和经营，将之运用到中国。今年夏天，湖南卫视举行的“快乐女声”比赛，聚友网作为唯一的官方粉丝网站，在音乐这块大有作为。前一阵子，张靓颖在聚友网推出个人博客，也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总之，我们在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新闻集团很清楚，只有把工作做实，才能得到认可。

    “建立与默多克的‘直通车’”

    南都：我们都觉得，默多克对中国市场很有耐心。

    高群耀：我觉得，默多克对中国的执着，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新闻集团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跨国机构，对于中国这一块，我本人和默多克先生也有过很多交流，在公司体制中保持了“直通车”的界面管理。

    南都：“直通车”就是去年奥运会后成立的“新闻集团核心领导小组”吗？听说默多克先生亲自参与，你被授命主持这个小组？

    高群耀：是的，这是我原来在微软摸索出来的中国管理委员会的做法，在A utodesk时也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我只是把它搬到了新闻集团而已。这个委员会由4个人组成，我作为主席，还有默多克、默多克的小儿子詹姆斯·默多克以及《华尔街日报》的发行人罗伯特·汤姆森。这样在业务上保证了中国业务到达公司最高的决策层的途径最短化。

    这是我自己在外企工作的亲身体验。因为全球的CEO负责全球的业务，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全球CEO并没有太多时间来思索某个地区的业务该如何进行，如果他拿5分钟来想特定市场的事情，他不应该想如何解决细节问题，而应该是如何支持这一地区的CEO。没有直通车的管理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内部斗争和内耗，高管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必然会严重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和质量。

    南都：从履历上来看，你并非传媒人，而是一位职业经理人，担任过多家大型外资公司的中国区总裁。现在，来到了新闻集团，在转型过程中，你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群耀：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学问、知识和思想。学问靠积累，知识靠更新，思想靠升华。

    过去在外企做了很多年，我积累了如何管理一间相对复杂的公司的学问，相对而言，IT公司的运营有自己的套路，这个路子也很有效。微软的管理体制对其他产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从运营的角度看，过去的积累给我带来优势。当然，知识需要更新，传媒与软件完全不同。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而这个深入学习的过程，激发了我的热情。因为对不同的产业都有感受，你更容易找到机会在哪里。比方说，传媒人会问，IT和电信这个行业是怎么做的，对传媒有什么冲击。我们从IT那边来，也具备了这一敏感度。比如，腾讯已是两三百亿市值的公司，不少传媒人还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们来说，能够不断学习，在融合过程中带着自己的感受，思考这个行业的下一步是什么，这很有意思。

    从另一方面来说，新闻集团也是有意邀请曾在IT界的我加盟。做软件，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意产业，传媒同样是一个创意产业。当然，从产业性质来说，总是有挑战的。3年过去了，我还在不停地学习。每天不停更新知识是一个乐子，是前进的推动力，每天起来都有天天向上的感觉，挺好的。

    “商业模式的创新才是根本”

    南都：当年，你加入中国微软，是为了将“中国微软”打造成“微软中国”。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你决定加入新闻集团？在这里，你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什么？

    高群耀：每个人的走向都有某种必然性和偶然性。我们来自IT界，当时，最流行的见面语不是“你吃饭了吗？”而是“你IT了吗？”

    在以前，IT、电信、互联网和传媒，这四个行业的边界特别清楚。你干你的，搞IT和媒体完全不搭档。但现在，边界不复存在，各领域也变得模糊。像今天的苹果公司，很多人不再认为它是一家电脑公司，因为它也是内容供应商。中国移动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运营商，而自认为是信息提供商———信息提供商是传媒啊！谷歌公司，刚出来是一个技术公司，但靠广告赚钱，而广告素来是传媒的领地。到了今天，这些公司都延伸到了其他行当。

    在数字化的转变过程中，传统媒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跟IT、电信和互联网融合在一起。我们所创造的收入渠道，每一块都遭到上述其他产业的冲击。这些行业的急速融合，很自然地带来产业融合。

    我来到新闻集团，也存在着偶然性。也许是在微软的过程中，我和传媒、互联网打交道，所以，默多克的一通电话也就促成了我在十个月后加入这个公司。

    南都：你曾在IT界打拼多年。能不能谈谈你所理解的传媒的未来发展趋势。这种多领域的新媒体将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变革？

    高群耀：中国的发展主要靠两个方面：科技和改革。相对而言，物理性变革更快。当人们不再需要为物理上的粮食担忧时，他们更向往精神粮食。目前，全球数字化浪潮从根本上冲击了人类的生活，这也离不开传媒的发展。以前，传媒是做内容，因为内容稀缺；而今，互联网的内容是海量的，注意力变得稀缺了。总之，这个行当在慢慢发生变化，传媒的商业模式也在变化。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变化都是一种趋势，所以，我们要Follow thetrend(跟随趋势)。

    数字化让全球成为地球村，现在的30岁以下被认为E一代(网络一代)，他们正逐渐成熟，走向主流，所以，今天地球村的居民正在成为主流世界的一部分。所谓的主流媒体眼下不一定影响着主流人群，他们不得不做一些相应调整，以融合在这个浪潮中。原来的商业模式是靠广告来支撑内容，内容带来注意力，反过来给广告商带来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广告是产品，而媒体是中间者。有一种说法，互联网出现后，鼠标每点击一下就干掉一个中间人。作为中间人，传统媒体的价值在互联网时代如何体现？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

    归根结底，创新才是根本。

    我曾在微软工作过，在我看来，盖茨最大的成功，不是W indow s，而是他的商业模式，他把PC机上的软件作为一个商品，单独销售。软件是一个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怎么卖呢？所以当时创造了一个叫“许可证”的东西，把软件作为一门生意，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缔造了软件产业。

    最近，有一个小伙子跟我聊天，他说，人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转折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人生有很多转折点，在我看来，今天的变化，对传媒行业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原来人们总是提到“三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传媒只是中间信息流的一块。在数字经济中，信息流业务被“无距离感、无时差感、无重量感”地彻底数字化。市场营销理论有4个P，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和促销(prom otion)，但到了互联网时代，这4个P不再好使，传媒业也会受到影响。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将来的定位是怎样？广告的商业模式是怎样？品牌的定义还是原来的方式吗？以广告作为支撑内容的商业模式是否依然奏效？这些话题都值得思考，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乐子。这个行业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给很多人以机会。

    “最难忘世界传媒峰会”

    南都：你曾在微软为比尔·盖茨工作，也曾与现任雅虎的C E O、原A utodesk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CEO卡罗尔·巴茨女士共事。现在，你的老板是大名鼎鼎的默多克。跟这些著名人物工作的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

    高群耀：我曾说过，工作要“跟对人”。过去这些年，我确实是跟对了这三个人。很多人说，要跟比你强的人在一起，跟能量大的人共事，成长得比较快。

    我觉得，这三个人各不一样，都很有特点。简单来说，盖茨属于创新型，赢在创新，W indows在短期内成为全球品牌，就是创新的商业模式。巴茨女士是雷厉风行，说做就做，对于她认为正确的事情，她会坚持到底。此外，她对跨国企业在其他国度的运营很有自己的一套。正是在她的率领下，A utodesk成为了外企的标杆。默多克的媒体资本运作和能力无须多说，但他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他的领导力。我曾参加过新闻集团的一个CEO会议，会上有其旗下全球各属系公司的上百名总裁，还邀请了各界诸多世界顶级人物，《华尔街日报》总编辑、电影《泰坦尼克》的导演，都是腕儿。这种领导力令人为之喝彩。人们常说，本事越大的人越难管理，而他能够管理全世界各个领域本事最大的，所以他很了不起。

    南都：到今年11月，你加入新闻集团整整3年。当时，离开IT界，很多人说你是“危险一跳”。回头看看，你觉得当时的决定“危险”吗？

    高群耀：当一个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想做点事儿。人要做点有意思的事和有意义的事。当两个事凑一起，那肯定就会要担当风险。IT走过了一段“无中生有”到“无人不识”的过程，而随后的产业融合对人们生活造成很大冲击，这一点对我的诱惑特别大。我当时的决定花了10个月的时间，在第一次与默多克见面后，我一直在对企业和个人进行评估，这就像婚姻，双方都得感到合适。三年过来，回头看看，感觉这个选择很成功。

    南都：那么，在这三年中，让你感触最深，最难忘的是什么？

    高群耀：这三年事儿还真不少，我学了很多东西，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当然，印象最深的就是最近的世界传媒峰会。这个会议规格很高，而且从来没有人想起去做这件事情。中国做了，而且做成了。它也代表了国家对传媒行业的开放、合作和自信，能够把大国传媒巨子都请到家里，首先是一个自信的表现。这种开放合作和自信的态度，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一种标志。在会议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影响力，这次会议进一步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

    ■人物

    刘长乐 1951年出生于上海，1953年随父母来到北京。下过乡，进过工厂，当过兵，1980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1988年投身商海。1996年，刘长乐独立创办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如今，凤凰卫视旗下拥有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及电影台五个频道，以及《凤凰周刊》和凤凰网，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语电视传媒之一。

    刘长乐也被认为是传媒界的传奇人物，他曾在各类节目中获奖，有“传媒智者”、“中国企业领袖”、“亚太最具创造力之华商领袖”、“全球华语节目供货商领导者”之称。2004年，他被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对中国传统文化景仰并深有研究的刘长乐，并没有因眼前的成功而满足，从凤凰卫视开播的第一天，到如今成为华语圈不可忽视的媒体力量，他依然在为自己所定下的目标而努力，那就是“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

    刘长乐 下过乡，当过知青；进过厂，当过工人；参过军，当过野战兵；下过海，当过地产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工农兵学商，一个都不落”。在这所有的经历中，让他始终难以忘情的只有媒体这一个行当。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几年前，我在广州论坛发表过讲话，当时讲得有点狠，因为我是恨铁不成钢。跟邻国日韩相比，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对话语空间的把握和尺度，我们是通过市场来揣摩。谈到底线，从心态角度上说，我们有三个关键词：积极的、善意的和有建设性的。

    刘长乐并不认为自己是“传媒智者”。

    10月底的这个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的办公室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刘长乐认真地解释，“这个称谓有些‘过’了。只有大师或是上师才能被称为‘智者’。说我是智者，过誉了。”

    58岁的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文学博士，香港太平绅士，他最准确也最简单的身份，是“商人”。但刘长乐说，他更喜欢自己是“传媒人”：跑新闻能够给他带来巨大的满足和快感，过去13年，他致力将凤凰卫视打造为中华文化的忠实传播者，成为传媒中高端文化的领跑人。

    “浮躁与重利，让中国文化人遗失了太多的智慧传承，所以，凤凰更要坚守，这种坚守是高端文化的坚守，是精英文化的坚守。”刘长乐说。正是这种坚守，让凤凰卫视成为了华语媒体圈的中坚力量。

    “先是传媒人，然后才是传媒商人”

    刘长乐的新闻触觉深入到骨子里。还未坐定，看到记者拿出的袖珍录音笔，刘长乐就比画开了，“现在的机器可真先进，我们跑新闻那阵，用的都是大家伙，可笨重了……”上世纪80年代，刘长乐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和编辑；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刚创立凤凰卫视的他，手持一台小D V，拍摄下江泽民和卓琳在海逸酒店碰面的镜头。

    南都：看得出，你对新闻这个行当有很深的感情。你认为自己是传媒人，还是商人？

    刘长乐：从情感上，我更喜欢自己是传媒人；从客观上来说，我既是传媒人，也是商人，或者应该说我是“传媒商人”，因为凤凰是一个商业电视台，商业媒体。二者相比，我自己更喜欢传媒人这个称谓，也更喜欢传媒这个职业。

    南都：传媒人和商人，两者之间会否有矛盾呢？你是如何取得平衡的？

    刘长乐：我喜欢自己是传媒人，并不是因为这一职业更崇高。我们不会拜金主义，也不会鄙薄拜金主义。通常来讲，大家对“商业”一词有歧见，但我们做的是商业电视台，需要从商业的立场进行运作。所以，作为一个传媒商人和企业家，我认为应该二者兼顾。我知道，人们总觉得商人更拜金主义，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来说，传媒人更崇高，听起来也更冠冕堂皇。但现在，所有传媒都走向市场化，按照商业规律进行运作，当下的大众传播也涉及到企业营销，所以，今天的媒体摆脱不了商业运作的架构和商业模式———这带来了传媒和商业的矛盾。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找清楚位置，因为你首先是传媒人，然后才是传媒商人。眼下，人们总把市场化这个词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大可不必。作为真正的传媒人，应该要与市场接轨，能准确把握市场脉搏的跳动，只有这样，传媒理念更能得以贯彻，更能发挥传媒的效力。如果孤芳自赏，我行我素，脱离市场规律，那么传媒理念也得不到拓展。传媒应该面向市场，面向大众。要不然，这个传媒人还不如去考古，去做历史研究。

    “冲出华语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刘长乐慈眉善目，笑容和蔼。看到端着相机的摄影记者，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休闲装，突然道歉：不好意思，我没穿正装，要不，我去换一件？发现记者留意到他衣服上的凤凰LO G O，刘长乐很骄傲：“这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好看吧？”无论何时，聊起凤凰，刘长乐总是这么自豪。

    南都：从1996年成立，到如今已经有13个年头。你是如何带领凤凰卫视面向市场的？

    刘长乐：我刚看了你递给我的名片，上边有《南方都市报》的口号：“办中国最好的报纸”。这让我很受启发，愿望强烈，口号清晰———我们还没有如此明确地归纳自己。不过，作为凤凰人，我们崇尚凤凰精神，这是一种拔尖儿的精神，要做最好的，与你们的口号不谋而合。凤，是百鸟之王，所以才有百鸟朝凤。当然，我们并不是自认为老大，而是在精神上希望能做到中国乃至华语媒体中最好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支配着我们在过去13年间不断超越自己，而这也正是凤凰涅槃的理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相对而言，传媒的发展有些滞后，这一点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凤凰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媒体正在酝酿变革。在我看来，凤凰恰好在这个时期酝酿而生，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仅是超越自己，更要在中国传媒中脱颖而出。说实话，我们与世界媒体有不少差距，作为华语媒体，要超越自己，还要在现有的、不是特别优越的条件下走向世界，这是很艰巨的使命。但凤凰人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清晰的追求和拔尖的精神，凤凰十三年来保持着创新和拼搏精神。当然，创新也是凤凰精神的精髓，凤凰本身不断涅槃，重生一次，创新一次。

    南都：作为一个商业电视台，凤凰卫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刘长乐：如果谈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那就是企业文化中所强调的顶天立地的心态。

    香港传媒受英国殖民思想影响比较深，一般情况下惟命是从，当然也很敬业。但仅仅是这种心态，这种媒体不可能在华语圈中脱颖而出。在凤凰卫视，我们最重要的是“立长志”，而非“常立志”。立下远大理想很重要，不仅凤凰卫视要出类拔萃，而且要冲出华语世界，在世界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南都：我们留意到，今年以来，央视停播了一系列节目，其中还不乏原来的王牌节目。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节目丧失了生命力？为什么《锵锵三人行》等老牌节目却成为了凤凰卫视不可或缺的内容？

    刘长乐：事实上，每家电视台都因为自身的生长发育而对节目有取有舍，央视也有十几年不变的王牌节目，凤凰每年也会取消一些节目。

    让老节目长盛不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主持人素质的提高、制作团队的眼界、电视台的发展战略都是其制约因素。美国C 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诞生于1968年，已经41个年头了，还是那几个老头在做；奥普拉的节目也有24年了，越做越好。相比之下，窦文涛的节目、鲁豫的节目还青春极了，正是奋发图强、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这是我们自信的表现。

    南都：金融危机给凤凰卫视带来了哪些冲击？凤凰又拿出了哪些应对之策？

    刘长乐：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凤凰做到了预见早、行动快、执行得力，并且“不裁员、不减薪”。我们的对策包括：第一，坚持“内容为王”，保持节目内容的多样化和质量；第二，合理编排，有意加大财经类节目分量，实现了财经节目的系列化和深度化；第三，我们在经营思路上有所创新，从目前来看，凤凰今年的广告收入预计仍将保持增长；第四，我们加快新媒体的发展，走多媒体融合之路，预计今年新媒体业务的收入增长将达到40%。

    “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灯塔”

    许多电视台流传着一个笑话，负责采购电视剧的人，每次拿到新片，总是先带回家给保姆看，保姆爱看，收视率必然不错，保姆说不好，收视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选择用“保姆剧”来博收视率时，凤凰卫视对精英文化永不言弃。刘长乐说，传统媒体就应该坚守自己的精英性和高端性。

    南都：凤凰卫视一直在弘扬精英文化，为什么要坚持走“做新闻、做文化、做高端”这条道路呢？

    刘长乐：在我看来，这与环境有关。

    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媒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低俗和媚俗问题。低俗的节目在目前的中国电视界很有市场，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我并不是说这种媚俗节目是错误的，它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大家一味媚俗，那么中国的文化品位就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凤凰的坚守是高端文化的坚守，是精英文化的坚守。最近几年，我们唱响精英文化。很多人觉得精英文化是阳春白雪，自诩为精英就算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唱响精英文化。其实，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灯塔和时代先驱，精英文化和思想气质十分重要。现在，中国是“富”起来了，但是否就“贵”了呢？我们看到了很多道德方面的问题。有中国人在海外受到唾弃，被认为民族素质太低。其实，若干年前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到了外国也是随地吐痰；若干年前的台湾人也被认为总是大声喧哗，不拘小节。现在，正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向文明时代过渡。这时，媒体的引导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缺乏媒体或媒体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引导，那将是可悲的。所以，我们关注着品位和品格，这属于精英文化的表象。在网络时代，精英文化也面临冲击，因为网络文化属于草根文化。

    南都：所以，在凤凰卫视，资讯类和人文类的节目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定位也正是出自这种坚守，对吗？

    刘长乐：作为传统媒体，如何坚守是非常重要的。凤凰在文化方面坚守，我们很早就推出了一些文化类节目，有些节目并不赚钱，到现在没有盈利，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在资讯方面，我们的坚守有所不同。我们更坚守对观众知情权的满足，也是对观众知情权的扩大。知情权的问题曾经非常敏感，但现在已逐渐被接受，尤其是被官员所接受，这很不容易。最近，胡锦涛主席在世界媒体论坛上就谈到了知情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媒体是开放坦诚的。

    比如说，刚刚发生的内蒙古呼和浩特越狱事件。还记得若干年前的“二王事件”(1983年王宗方、王宗玮两兄弟案发后逃亡，在鄂、湘、赣、皖、豫等省逃窜，7个月后在江西广昌被击毙)吗？“二王”逃窜时，没有网络和电视大面积的通缉，也不可能形成由网络或媒体编织的天罗地网。呼和浩特越狱事件发生后，几乎就在同时，网络传播，全国媒体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四名越狱犯的照片家喻户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没有禁忌，没有人觉得是因为出了问题，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形象，从而不准报道。法网恢恢，这个网正是网络、电视和报纸编织的传媒网，传媒网让他们的照片可见，也正是如此，4个人在向人讨水喝的时候被认出来。

    我要说的第二个例子，是上海的“钓鱼”案。上海的媒体、中央媒体、凤凰卫视，包括南方都市报，对此都十分重视，进行密切报道。在我看来，这个事情值得深思，中央和上海市政府持开放态度，这很不容易。我的个人观点是，如果不是媒体的全面报道和穷追猛打，这个问题不会迅速得到解决。

    这两个例子，都是通过媒体的配合，问题得到符合理性和道德准则的妥善解决。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咱们的领导就怕出事，哪怕是底下的事，他都觉得是给自己抹了黑。但这次上海市的态度很诚恳，对媒体也很尊重。这两个事情充分说明了资讯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最大的进步就在公开透明上，是质的进步。不自谦地说，这里肯定有凤凰的推动，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的突破，随时更新，天罗地网。此外，政府的正视也是取得进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回到坚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在文化的问题上坚守，因为传媒人的责任大于商人。我们强调的是高端文化，我们不介意挣钱还是赔钱，是不是时尚和潮流，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向来走，这种坚守是对缺失的补偿，也是对空白的补充。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主流媒体或官方媒体，我们只是一个边缘媒体。我们的另类之处就是高端，就是精英文化。

    南都：那么，你现在依然觉得凤凰卫视是一个边缘媒体吗？

    刘长乐：这取决于高端文化和精英文化算不算边缘文化。从高度和规模上讲，我认为是山峰之巅、队伍的前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还认为高端文化精英文化太过边缘吗？我们要把这种有可能被边缘化的东西变成中心和主流，现在，我们认为精英文化和高端文化已经站住了脚。

    “积极的、善意的和有建设性的”

    采访间隙，刘长乐会习惯性地抬头看看面前的电视墙，四台电视分别播映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台湾东森新闻台的节目。在这个非黄金收视时段，凤凰卫视正在播一套韩剧。各类新闻资讯节目才是凤凰的王牌，而这些节目收视率节节高升的原因，正如刘长乐所说，凤凰秉持着一种积极的、善意的媒体立场，而不是苛求的，或者说恶意的媒体立场。

    南都：大家总觉得，凤凰的报道尺度相对宽松。面对新闻报道，凤凰的底线在哪里？

    刘长乐：我曾聊过这个话题。对于那种我们的报道很极端的说法，我不同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批评报道，凤凰就比央视少多了。在央视的王牌节目焦点访谈，正面报道占据70%，或者是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比例为四六开。但凤凰的批评报道还没有这么多，尤其是在新闻节目中。我们的话语空间比央视、省级媒体都要少。

    对话语空间的把握和尺度，我们是通过市场来揣摩。谈到底线，从心态角度上说，我们有三个关键词：积极的、善意的和有建设性的。我们进行报道和评论的时候，态度和立场必须是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反之，如果是恶意的、有破坏性的，那就超越了我们的底线。我们总体上的把握是，满足观众的良知和知情权。我们不能说谎———可以不说，但绝不能说假话。

    南都：对于一些敏感题材所引发的压力，凤凰如何面对和化解？

    刘长乐(笑)：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正式面对，需要道歉的道歉，需要解释的解释，有些问题需要坚持，那就得坚持。

    南都：你曾说，在全球华人媒体里，凤凰是最适合有志的传媒人做梦、圆梦的地方，因为你尊重创造和个性。在你看来，凤凰就应该坚持多元化？

    刘长乐：包容和智慧，这体现了凤凰人的运作理念。包容需要智慧，智慧也需要包容，没有包容就没有智慧，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我们要包容思想和话语空间，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那怎么办呢？肯定需要智慧。不傲不躁，少说多做，这是传媒管理者应有的智慧。

    “让文化产业按市场规律来走”

    刘长乐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从2007年开始，刘长乐连续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递交的提案都涉及到文化产业发展。2004年，在广州的一次讲座中，刘长乐就提及，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他甚至细致地提到，应该对《步步高》《雨打芭蕉》等广东音乐进行发掘和再造，让其冲向国际市场。

    南都：你曾连续在政协提案中谈到了文化创意发展，呼吁国家加大扶持力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能和我们的分享你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心得吗？

    刘长乐：要是去网上搜索有关文化产业的内容，许多文章都会与我有关。在文化产业这一块，我提得早，提的次数也多。几年前，我在广州论坛发表过讲话，当时讲得有点狠，因为我是恨铁不成钢。跟邻国日韩相比，我们的差距太大了。尤其是韩剧，用的是中国儒家的理念，来打入中国市场挣中国的钱。从那以后，大家在文化产业方面都给了很大的关注。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连续三年的提案都涉及到文化产业的问题，提出能否将文化产业作为国策，上升到像“西部大开发”这样的高度。今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的提案主题就是，如何让文化创意产业来带动扩大内需。换句话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我们不遗余力，而且十分执着。现在看来，大家得到了共识。虽然文化产业有所发展和进步，但我们与那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的差距甚大。现在，国务院终于做出了大力振兴文化产业的规划。这是很了不起的。

    南都：那么，在你看来，要让文化产业真正出效益，需要做些什么？

    刘长乐：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走向市场。上周，在与相关部门领导进行探讨时，我们聊到现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势头良好。我问对此您怎么看，他说，最重要的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把文化产业变成产业，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产业，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党的喉舌。当然，对于它的历史性地位和贡献，我们必须承认。但现在进入了新时期，大家终于认识到文化是产业。既然是产业，就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所以，我们的电视剧能有长足发展，电影能够出现井喷，这些都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要想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按照市场规律来走，这是第一位的。

    不过，说起差距，那就是我们的市场化还不够。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寻找差距，按照产业运作的规律来办事。当然，商业规律并不是万能的。比如我曾提及的，现在的电视业存在低俗和媚俗的现象，这又回到了智慧的问题上。看东西，必须着眼于未来。

    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再也不能学任何国家了，因为我们学哪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学垮了。最早是学苏联，还没学成，苏联就完蛋了；上世纪80年代又迷南斯拉夫，结果南斯拉夫也没有了；“97金融风暴”前，要走东亚模式，学韩国，刚开始学，金融危机来了，韩国不行了；两三年前，有人说，越南怎么回事，不能说，一说就出事情；最后大家说，学美国总没问题吧，结果美国又出事了。中国再也不能以任何一种模式作为自己的模式，任何模式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模式。浮躁与重利，让中国文化人遗失了太多的智慧传承。现在，我们应该让文化人的心沉下来。

一年前，在盛大集团掌门人陈天桥力邀下，侯小强出任盛大文学有限公司的CEO，并从此被封为“文化工厂车间主任”。

   ■人物

    侯小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 BA.2001年8月加盟新浪，历任新浪教育频道编辑、新浪文化频道主编、新浪观察总策划、文教中心总监、新浪网副总编辑。2008年出任盛大文学公司CEO.

    侯小强曾说，加盟盛大，是为了坚持自己“人人写作”的梦想，“让所有想写作的人都来我这里写作，让所有想阅读的人都来我这里看书”；同时，加盟盛大也是为了他“让中国作家富起来”的愿望，“一个国家要想有未来，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意文化产业，其核心就是版权，而版权的核心就是尊重文学与版权意识”。

    侯小强希望把盛大文学打造成“世界小说工厂”。盛大文学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旗下拥有“起点中文网”、“晋江原创网”、“红袖添香”等三家原创文学网站，占据国内原创文学市场份额的80%以上。盛大文学官方网站称，盛大文学目前拥有日发布量超过4000万字，拥有30万部以上的原创小说版权，并签有近万名中国作家的全版权。

    从今年3月开启的“全球华语原创文学大展”始，到半个月前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以“新媒体”代表身份闪耀登场，今年这个秋夏，是盛大文学时间。

    从6年前，以收费阅读的商业模式跳出“收费找死，不收费等死”的文学网站困局，完成向代理版权的艰难转型，到半个月前，亮相法兰克福书展，以要“用中国的方式讲述独特的故事”发出向海外扩张的信号，盛大文学从最初的代理版权一步步向版权运营的全方位拓进。

    在征文中引入“选秀”机制的“全球写作大展”即将进入截稿时间，海选的“草根写作英雄”有望在春节前后出炉。制造了这场“海选”运动的推手、盛大文学CEO侯小强说，盛大文学坚持以版权运营为核心，致力于给草根写手提供一个创富平台，通过版权的运营为“草根写作者打造一个‘梦工厂’”。

    “全球写作大展”参赛作品数创纪录

    南都：3日开始，各大院线里正在上演你们打造的《恋爱前规则》。这是由之前网络点击率逾10亿的《与空姐同居的日子》改编的电影。是盛大文学第一次“触电”吗？是不是意味着盛大文学的产业链再一次延伸？

    侯小强：这是盛大文学第一次“触电”，但也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尝试，并不代表盛大文学一定直接介入影视业。我们仍然是坚持以版权营运为核心。盛大文学专注的版权运营，即获得版权和运营版权，从某个角度而言，“触电”只是盛大文学版权运营的一种手段，即《与空姐同居的日子》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虽然，我们也希望有自己的编剧队伍，给一些专门的电影电视机构提供内容服务，但这要建立在对我们的签约作者进行专业的培训和包装后，推出他们自己的剧本。这些目前我们也正在尝试。

    南都：为什么想要有自己的编剧队伍？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尝试？

    侯小强：因为今年3月开始，盛大文学耗资逾千万元发起的“全球写作大展”至目前已经收到7万多部长篇小说，这其中有超过1000部是剧本。

    我们会从这些剧本中挑出一些优秀的作品，跟作者签约，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即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采取不同模式，对他们进行量身订做，有针对性地培训和包装，让他们为电影电视制作提供有想象力的脚本；此外，也不排除与其他有影响力的编剧合作。无论最后是哪一种形式，我们的目的都是提供内容服务，为影视机构提供好的、有创意有想象力的脚本。

    海选“草根写作英雄”有望春节后产生

    南都：“全球写作大展”再过几天就进入最后截稿时间，这种对网络作品的海选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侯小强：11月15日，是写作大展的截稿时间。至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逾7万部作品，在这个领域里创下了文学奖征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文学类的选拔赛收到过这么多数量的作品。

    报名参展的作者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上的界限，不仅仅是国内，很多海外汉语写作者也来报名参加，在7万多部稿件中，有20%左右是来自海外。

    接下来，我们会票选出版权交易百强：由编辑筛选+网友票选出各类型前100强作品；由专家评议团确定各类型作品前30强名单；以及版权交易10强。而获评最具商业价值作品的10名作者，将成为盛大文学独家签约作者，由盛大文学投资8000万元的营销平台强力包装推广。

    最后，我们会举行“首届全球华语原创文学大展”颁奖盛典。

    南都：之前有人称，盛大文学这一次的全球写作大展，是在制造写作界的“网络超女”，你认同吗？

    侯小强：是有人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进行的版权运营是想引进一整套的版权工业化流程的理念。对海选出来的优秀作者，我们将通过版权交易金的方式购买其作品，并进行独家签约，纳入盛大旗下。

    此外，未来的写作，应该是草根写作。从《哈利·波特》的走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未来的写作，并不都是由专业的写作者垄断的，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进行网络海选，推出草根写作的典型，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就是在进行一场推出版权工业化流程的探索。

    南都：版权工业化流程下海选的“草根写作英望”有望在何时产生？

    侯小强：春节后，海选结果会出来，签约的优秀作者明年有可能推出自己的作品。

    我们之间不是零和游戏

    南都：半个月前，亮相法兰克福书展时，盛大文学以新媒体的立场与传统媒体进行了一场对话。你怎么看新媒体与传统出版业的关系？

    侯小强：书展上是有这样一个环节，很多人将网络这种新媒体当做传统出版业的对手。

    有的在商讨合作时往往把我们的风险提升到最大。事实上我们都是有文化理想的，无论是数字出版，还是传统出版，我们其实是殊途同归，都是以版权交易为核心的。某些意义上来说，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不是零和游戏，不是六四或者三七分成这样的一个切蛋糕的方式，是一个博弈，但很可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我们要学习的是融合。

    大家都是拥有版权的人，合作是双赢，大家可以探讨更多的合作模式，彼此分成。在日本，很多出版社不再拘泥于纸质出版，很注意对版权的开发。国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而且我们也做过调查，网络读者和纸质读者不重合，何况网络上到处都有盗版。出版社实际上可以利用我们的用户群、渠道、机制，来为他们拥有的版权书开辟新的天地。

    从最初大家对网络写作持怀疑态度，到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这是文学的一种。无论传统写作还是网络文学，他们基于的都是通过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力来产生。但网络文学与传统写作也有很大的不同。

    网络写作有舞台艺术的特点

    南都：那在你看来，网络文学与传统写作的很大不同体现在哪里？

    侯小强：跟传统写作不同的地方在于，网络文学是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将作品传播出去。其传播的路径不一样，在写作过程中有更多的互动特征，较传统文学而言，其有舞台艺术的特点。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网络小说的书评特别多，甚至出现成倍增长的态势。这也意味着看的人越来越多。当作者们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网络写作就变成一种表演艺术了。作者本身也希望引起关注。我们就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给作者充分展示的同时，也给他提供一个创富的平台。

    像写了《哈利·波特》的罗琳，她也是缘于草根写作。

    我希望盛大文学能够成为一个好莱坞式的平台，提供机制和创意，让喜欢看和写的人都来到这里，这里不仅可以产生像《哈利·波特》这样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也可以成为民间草根写作者的创富平台。事实上，我们也正在致力于这样一个平台的搭建。

    南都：早在2003年，盛大文学旗下起点中文网就开始了收费阅读这一步。如果说盛大文学正在搭建创富平台，那时是否平台搭建的一个节点。

    侯小强：是的，吴文辉（现为盛大文学总裁）他们在2003年做了一个大无畏的选择。吴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收费找死，不收费等死”，在那种情况下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开始收费，开始了“艰难转型”，在今天看来，那一步走得非常正确和有前瞻性。

    6年间完成版权代理向版权全方位运营的转型

    南都：也正是从这一步开始，起点中文网迈向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侯小强：2003年，起点也面临着一个生存死亡的节点，要发展，就要买服务器，要买带宽，要吸引更多的作者来写，而且让作者能坚持下来写，必须要探索一种商业模式，当时的商业模式还是走杂志代理、版权代理这种模式。

    概括而言就是：一千字两分钱；作者一半网站一半；前半本是免费的，后半本是收费的。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为了让作者和网站能够双赢。

    南都：也是从2003年开始，版权代理模式让盛大文学迅速区别于其他原创文学网站。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几年来，盛大文学已从最初的代理版权转型至版权运营，甚至包括搭建更宽广的推广版权衍生品的立体营销平台。比如《鬼吹灯》影视改编权100万元卖给了华映电影公司；《鬼吹灯O nLine》正式投入运营，今年1月，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网的签约作品《星辰变》以100万元价格售出游戏改编权。今年3月，盛大文学又高调宣布将出资1000万元购买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版权，并投入8000万元搭建推广版权衍生品的立体营销平台。

    侯小强：盛大文学目前的定位早已告别了一个单纯的文学网站。未来的方向是通过版权的管理和运营，带动盛大文学向无线、线下出版、影视游戏、周边产品等领域进行衍生和扩张，并期望能够利用3G的机会，打造出中国的第一批手机小说家。此外，我们也会向海外扩张，目前起点中文网有30%的用户来自海外。

    南都：10月14日，盛大文学亮相法兰克福书展是否向海外扩张的一个信号？目前这方面的进展如何？在这一次书展上，盛大文学也提出了“用中国的方式讲述独特的故事”的理想。你如何解读这一理想？

    侯小强：网络写作本身就是一个讲述，起点中文网的作者写作虽然使用的是中文，但归根到底，在这些文字背后，作者使用的都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想象力，几十万作者打造的实际上是一个想象力的王国。我解读“用中国的方式讲述独特的故事”就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中国人的想象力来讲述打动世界人心的故事。

    另外，我们对此有信心。因为中国人天生就有这种写作的传统。像《山海经》这些经典，就可以看出我们民族富有的想象力。此外，我们民族的特点就是天生不是特别喜欢直白的表达，更喜欢写作，有这样的传统，这是一个内心的本能，我们只要好好地挖掘就行了。

    比如美国人不怎么喜欢发短信，但中国人热衷。大家不习惯直接的表达，网络写作也是这样，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愿意说，但是愿意写成文字，写进博客或者日记里。

    南都：你提到希望打造出中国的第一批手机小说家？手机小说现在进展如何？

    侯小强：我们会打造一个网络和手机上的版权创作和交易基地。继续推动版权运营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用户规模的形成，把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发展起来。就像一个果园一样，先是搭建，然后慢慢地培育，最后才是收获。当然还有不同的版权分销。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谈手机文学，所有人都相信手机文学会火起来。但这里面需要运营商和内容的提供商两个关键因素，在他们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个规则，这就需要时间。像中国移动、联通都在进入这一领域，大家一起来做，关键是如何分好工。

    如果运营商在开始时过分蚕食上游的利益，或者只想到分成来抢夺作者资源，这些都是手机文学发展过程中需要警惕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就不会有好的作者，没有好的内容，速度跟不上，这些都是影响手机文学的因素。对这个刚刚起步的领域，一下子赚到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网站、运营商以及作者间都要有一个共识。

    让保护知识产权成为共识

    南都：盗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盛大文学在目前的版权运营中碰到哪些难题？

    侯小强：盗版是一个难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点必须成为社会的共识。对创意产业而言，这个太重要了。之前，我说过起点中文网如果没有盗版的话，这个盘子会非常大。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我们排名前十位的作家的作品，在搜索引擎上平均能搜到800万个以上的盗版链接，这意味着什么呢？假定每一个盗版链接只有一个读者的话，那前十本书每本书平均被盗版800万次。假定看一本书要花20元钱的话，每本书我们要损失1.6亿元，如果乘以十的话，那就是16亿元。所以尽管现在正版的网络文学市场，它可能只是一个亿、两个亿，为什么我们这样讲，你如果去百度或者谷歌去搜索，每天最受欢迎的100本书中有90本是来自于我们盛大文学，实际上我们占了90%的份额，90%的份额其实也就一个多亿的规模。但是如果没有盗版的话，我相信它是上百亿元的规模。

    南都：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企业和行业有哪些可为的空间？

    侯小强：政府这一块对打击盗版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继续加强源头和市场上的监管。另外，我们的搜索引擎企业也应该主动地担负这样的社会责任，有这样的自律。也建议由行业协会这样的中介组织来牵头实现一个行业的自律。对于我们企业本身，遭遇知识产权侵权时，只能积极地利用法律手段进行自我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梅燕看来，眼下新媒体正迅速发展，要想脱颖而出，内容才是第一位的，所以维亚康姆一如既往地贯彻着“内容为王”的理念。

    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

    ■人物

    梅燕 MTV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目前负责M TV中国区的运营，其中包括M TV落地广东的24小时频道、尼克儿童频道及相关业务、MTV音乐和尼克儿童频道与中国联合制作的节目、数字媒体以及消费产品业务。同时，她还负责维亚康姆亚洲公司的新业务拓展和政府关系事务。

    维亚康姆是世界著名的传媒公司，而“MTV全球音乐电视网”(MTV Networks International)堪称其旗下最国际化的子公司。

    梅燕拥有二十余年在国际传媒领域的从业经验。加入维亚康姆公司之前，她在新闻集团和星空传媒(中国)历任多项职务，包括首席战略官、首席代表和首席公共事务官。在加盟新闻集团前，她曾担任特纳国际亚太有限公司的市场推广和发行副总裁，在CNN亚特兰大总部从事管理和记者工作十余年后，她回到亚洲工作。

    在去美国前，研究苏联文学的她发现并翻译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之后赴美留学的她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硕士学位，以及纽约大学汉特学院俄罗斯问题研究的硕士学位。作为一名记者和新闻制作人，她曾经三次获得艾美奖、两次获得有线电视A CE大奖。

    今年5月，MTV中国迎来了新一任首席执行官———梅燕。素有传媒界“铁娘子”之称的她纵横国际传媒业二十载，CNN、新闻集团、星空传媒都留下过她的飒爽身影。

    利落的短发、休闲的牛仔装束、大大方方而严谨有序的言谈，梅燕充满了亲和力。与M T V中国的前几任首席执行官相比，梅燕是“低调”的，她并不喜欢过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张扬个性。同时，她也是“高调”的，上任仅半年时间，她积极推动着M T V中国走向世界的计划，一呼百应的“MTV真运动”成了她上任来的第一个大动作，这甚至被认为是M T V中国成立以来呐喊出来的第一个响亮透彻、博得美国总部啧啧称好的声音。

    不空口说大话，多办实事，这得益于梅燕从事CN N记者十几年来所培养的专业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饮着中国奶水长大、喝着西洋墨水深造的中西合璧背景所造就的。面对中国这个庞大而略显特殊的市场，对M TV而言，如何在中国化的同时保留自身原有的美国传统，用兼容并包的方式把MT V中国继续壮大，这可能正是M TV中国选择梅燕的原因。

    “新媒体渠道蓬勃，内容依旧为王”

    南都：可否先和我们分享下，维亚康姆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小型影院连锁店发展到如今的传媒巨擘的经验。

    梅燕：和其他公司相比，维亚康姆最大的成功之道莫过于对观众的关注，与观众强大的沟通。这要求我们和观众真的是在用心交流，而这种将心比心其实就是用节目说话，制作大家爱看的节目，也就是“内容为王”。无论是电视、电影等传统的媒体平台，还是如今发展迅速的多媒体平台，我们以提供优质的一流节目为目标，一如既往地贯彻着。同时，不固步自封，用一个创新的理念来制作节目也是我们在行业中取得领先的另一大原因。

    南都：“内容为王”是维亚康姆一直提出的概念，那渠道呢？你的前任曾大张旗鼓地表示要开拓3G手机网络上的门户，但这一计划在你上任后似乎陷入停滞。在你看来，内容和渠道的关系是怎样的？

    梅燕：我当然认为渠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网络等新兴媒体已不仅是一个新媒体，而是整个媒体间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我个人觉得，媒体类型只是一个渠道。有很多人都在强调渠道，但把渠道打通后，没有内容还是不行的。打个比方，有了饭以后，再去找碗，不难；找了碗以后，没饭，还是饿肚子。

    眼下的多媒体状态饭碗不缺，关键是我们要先把自己的饭煮好。像我们现在跟新浪、搜狐、酷6等网络媒体进行多方面合作，和媒体合作的平台已全面铺开，从SM G .com到cctv.com，到南都，不仅在平面上还包括网络，即线上线下，我们都要合作起来。所以我对现在铺的平台很满足，基本上搭得很好。我们现在要做好内容，让M T V中国遍地开花，这才是我们最终想要看到的。

    南都：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比方说手机网络，随着3G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手机上网会更加普及。在如此一个大好状态下提前介入，就意味着可能争取到更多的习惯性用户。从M TV本身来看，其发展壮大正是因为把握住了先机性——— 用电视来展示音乐。难道M TV中国不打算提前介入，以造成更大的轰动性和更好的效应吗？

    梅燕：我们现在同移动、电信等运营商都已经开始谈了，这个属于商业秘密，细则不能透露。我只能说，目前已基本上达成了协议，但最终面临的还是内容的东西，大家对我们有很强的期待，都在问，“你们会有什么东西？”我们希望有更多属于M T V中国原创的东西。我相信受众希望看到的也是有质量的节目，虽然先机很重要，但没有好的内容去支撑，受众同样也是健忘的，时间点上的拔得头筹对于琳琅满目的当今社会而言并不见得那么受用。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可避免”

    南都：除了新媒体的竞争，目前M T V以及整个维亚康姆都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那就是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风暴对维亚康姆的影响如何？

    梅燕：维亚康姆是一个全球大型企业，我作为中国区的负责人不好多做评价。但在公布今年的第二季度维亚康姆报表时，集团C EO菲利普·多曼就表示，金融危机对维亚康姆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让它降至最低。集团总部用扩大收入的来源，以及充裕的现金周转和健全的经营纪律来渡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更长远的准备，用积极有效地管理节省资本、开拓多样化的业务来达到维亚康姆的长期增长。与此同时，我们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覆盖面，5.6亿数量的收视家庭，每天都在增长的全球比例让我们更有信心度过这个危机。

    “MTV中国更重要的是发出中国的声音”

    南都：目前，全球的眼睛都盯着中国这块香饽饽。中国对维亚康姆总部而言到底是个什么地位？

    梅燕：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中国这个大市场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相信，即使赔钱，也不能放弃中国市场，它的潜在实力实在无法估量。从这个层面出发，我觉得必须找寻机会，不能光强调市场，毕竟市场很大，并不是说说就有机会，我们不能向总部说“中国我们是占定了”，这种尚待开发的市场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到现在，所有的境外媒体都没能在中国真正找到一个自己发展的位置，大家都在寻找。

    南都：有媒体分析，维亚康姆之所以选择你出任M T V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是希望你来处理好与政府间的关系。那你自己对加入MTV有什么样的规划及想法？

    梅燕：其实总部给了我很多硬指标，比方经济效益，与政府单位的关系，方方面面的合作等。每个人都对新领导有新期待。我不是一个说大话的人，我会用我的方式来让MTV中国有更长远的发展。当然，MTV还是会继续与CCTV、SMG、南都等权威境内媒体携手，用一个双赢的态度去合作。MTV可以借由国内媒体的强大覆盖和影响力来推广自己的品牌，国内媒体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媒体的实力。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MTV不光要引进国外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出去，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南都：目前的“真运动”(该活动由M T V音乐电视台2009年发起，旨在弘扬真我真音乐，借音乐的力量呈现‘真’弘扬‘真’)是不是一个向外呼出的重要声音？

    梅燕：对！当时我们在策划这个运动之初，崔健说过，“真是从哪来的？是因为有假的存在。”在娱乐演艺圈，假唱、炒作、盗版等现象就是假。在中国，“假”这个词也许显得更加敏感，这些事故消息流出国外后严重毒害了中国的形象。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少数现象。现在，我们希望通过音乐的方式让中国的“真”传输出去，让大家都看到干真事的中国人，说真话的中国人，做真音乐的中国艺术家。

    这个运动进行到现在，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支持。有不少人说，中国早就应该提出“真”这个议题。中国现在说的“软实力”，其实就在潜移默化之中，大家有共识，真正齐心协力宣扬一个正面的思维。中国确实需要这种软实力，能够向外界证实，改革开放30年，不单是改革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风貌、人民的素质都有了提高。

    “要把优质的中国动漫向全世界推广”

    南都：作为中国M T V发出的声音，目前美国总部的反映如何？

    梅燕：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正如我曾提到的，现在做节目的整体国际环境是很消极的，但我提出这个策划后，在原本整个集团已经确定了年度财政预算的前提下，总部还是立刻增加预算来支持我们。我感到非常兴奋，其实只要一个好的idea，一个真正能够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意见，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分部还是总部，都是会一拍即合的。

    南都：应该还有另一个把中国文化推介到世界的尝试，那就是在今年6月，维亚康姆旗下的尼克儿童亚洲频道(Nickelodeon Asia)特别开设了一个《中国动画》(China Toon)的节目，如今的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

    梅燕：这是所有境外动画动漫频道中第一家专门拿出一个时段来播放中国漫画的尝试。我们现在推荐的都是国内响当当的动画作品，《喜羊羊与灰太狼》、《魔幻仙踪》等。这个长一小时的《中国动画》时段，是经过我们多方面的精挑细选之后才能上档的。这么做，其实是想让原本充满想象力的境外动画频道能够有更多教育性的东西在里面。

    国外的作品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像《海绵宝宝》，就是讲生来就是孤独的小孩希望有伙伴，希望表现自己，中间并没有太深奥的道理，不需要去理解什么。而中国作品不同，这种不一样其实挺有意思。一开始我以为受美国动漫的影响，像《魔幻仙踪》这种连续性的动画会让尼克动画的观众感到适应，但眼下所取得的好评完全出乎大家意料，收视率还真不错。这不是自我吹嘘，因为在商业化的媒体中，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也就代表着无法生存，《中国动画》现在还是有着稳固，并且在扩大的收视群。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信息，中国有着优质的动漫存在，推广向亚洲甚至全世界实在太有必要了。对中国的动漫业也是一个刺激，更是鼓励。

    “推广积极向上的MTV娱乐理念”

    南都：MTV进到中国，它跟中国文化之间有没有什么撞击点？

    梅燕：这肯定是有撞击的。因为中国人的骨子里是工作型、劳累型，而非娱乐型。正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好像总是觉得我们只要辛苦付出了，就能做点什么。而MTV带给人们的是，生活不光只有工作，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喜好，这种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的精神加了更多的“欣赏”。如果溯本追源，在古代的中国，这个撞击点不一定会存在，比方大唐盛世下的歌舞升平。但到了近代，整个社会经历变革，需要人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娱乐”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成了一种不必要的奢侈。

    其实，MTV顺应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来到中国之后，非常希望把握住年轻一代。我们知道，M T V只是一个音乐标符，我们能做的改变也有限。但我们希望在这个浪潮中可以推波助澜，看到文化生活如此百花齐放的中国，M TV也感到充满了机遇感。其实生活就应该享受人生，但并不等于浪费人生或沉溺于享受之中，这是M TV的积极理念。

    南都：在你看来，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的存在？

    梅燕：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人看问题的局限性，是因为总是从自己出发。比如爱因斯坦或伽利略，他们提出的很多东西很抽象；中国也出过陈景润啊！但是看看我们的周围，奥数、新东方之类的模式拘束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它不再是一个发明，而是一个发现，这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而不是从一种跳跃式、一种抽象式把你给扩展开来。中国人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会想着我怎么怎么样，老板同事对我怎么看，周围人对我怎么看，为了得到赞许而去努力。这种状态肯定不适合新一代个性张扬的需求，M T V希望大家做到本源的积极向上的自己。

    “期待将招牌奖项引进到中国”

    南都：作为M TV受众的年轻一代，对于MTV能量至上、活力为先的理念当然十分赞赏。但从与CCTV、SMG等媒体合作的活动中发现，MTV中文频道的活动常常会“客气”地“CCTV化”，这与受众原本的期望似乎有所差别。

    梅燕：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事实。所以，我们会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去呈现MTV的理念。我觉得可以在自己的平台上宣扬最纯本的理念，但在合作方面，我们需要照顾合作方的要求。

    作为M TV中文频道本身，我们希望释放出音乐的真能量，让观众不是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听歌看表演的那种，而是离开椅面、站起来跟着音乐舞动的那种。所以我们会选择把一些地下乐团的东西放到地上来，用M TV的包装把他们记录下来。M TV应该或者必须成为能真正反映生活、释放能量的平台。

    另一方面，和CCTV、SMG合作时，他们也许不太希望能量的释放，那么我们必须中和一点，虽然会让主体受众比较失望，但是确实是照顾了更多受众的审美观。但对于MTV而言，这不是“受委屈”，因为既然要合作，双方各让一步，这才是合作。

    南都：那我们何时可以看到有着M TV活力特色，在美国每次都有强大噱头的VMA(MTV音乐录影带大奖)以及MMA(MTV电影大奖)来到中国？

    梅燕：我们一直希望把一些招牌大奖项引进到中国来，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计划，但这还是会有一些难度，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就算是引进国外精彩的东西，也不能一味照搬照抄，必须因地制宜与中国业界和艺人有些“冲撞”才能在中国真正出彩。

    目前我们不会先举行VMA，会先筹划MMA，希望明年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另外，MMA我们会先从亚洲入手，然后再看具体情况。就如之前谈到的，在中国不光要照顾到80后、90后———我们主要的目标群体，同时也要照顾广大的大众。但我有信心，亚洲的M M A会办得相当出色。

    南都：对于全中国落地这个目标，你希望何时达成？

    梅燕：这要问广电总局了，哈哈！我太希望立刻成真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做好了，政府发现M TV中文频道在为中国的软实力做着不遗余力的宣传，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接受的。这是一个准备动作，我们随时都准备着落户全中国。

    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正逼近极限，电子垃圾高峰时代即将来临。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电子产品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更新。数据显示，日本每年要废弃1800万台电视、冰箱、空调和洗衣机，重量达60万吨，其中各类金属就有10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电子产品消费国，同时也是电子垃圾的最大制造国，仅1997至2004年，美国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其中仅10%被回收利用，其余大多数被堆放在家里和公司仓库；在中国，每年至少有6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冰箱、500万台洗衣机报废，至少有200万台电脑、上千万部手机被淘汰。

    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将于11月27日至29日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网络·互动·融合”。可以说，尼葛洛庞帝所称的“数字化生存”不仅仅是人类演进的未来趋势，同时也是每个个体面临的价值选择。但是在分享、体验数字文明给人来带来的便利与愉悦的同时，是否应当考虑自身承担的责任？在对数字时代着迷的同时，是否也应当保持某种理性的态度？《数字冲击波》一书的作者、国际多媒体协会联盟主席、国际数码观察创始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委员会理事哈维·费舍以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专访。

    而与费舍先生一样将作为嘉宾出席国际文化产业论坛的国际多媒体协会联盟（FIAM ）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世界对华交流协会（WCNA ）会长李平，也为国际文化论坛如何进行“一对多”的更广泛交流提出了独到见解。

    “建议回收电子垃圾产业化”

    南都：您在新书《数字冲击波》中概括了22条数字时代的法则。如果面对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的时代特征，你会怎么说？

    费舍：很多世纪以前，人类开始了火的时代，掌握了火；后来人类步入了能源的时代，接着来到了电子时代，而现在则到达了信息时代———我也将这一时代称为数字时代。从火的时代进入数字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因此，我们也要担负起很大的责任。因为，火并不能毁灭地球，而电脑技术却可以。因此，我们应该创造新的价值观，新的答案。当然，我并不是指电脑技术很危险，真正危险的是我们人类本身。因为，电脑技术可好可坏，人类应该使之成为利器。所以，整个事情又回到了人类和人类智慧本身。这正是《数字冲击波》所讲的主要内容。

    李平：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三个最重要的阶段，火的时代、电的时代和数字时代。我们在这么短的人生中间，七八十年中，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数字时代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一个时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社团到个人、从大国到小国、从穷国到富国，都必须面临如何对待社会的数字化。这个趋势铁面无私，你必须去适应它，而不是逃避它。

    南都：我们注意到了费舍先生特意提到了“绿色电子”的问题，环保问题也越来越为中国政府重视。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也经常很频繁地更换自己的手机，iPod、MP3、MP4所以关于数字时代，你的“绿色”建议是什么？

    费舍：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制造无数电子垃圾。中国是电视机、洗碗机等家用电器的第一制造生产地，其生产电子垃圾的数字是上百万吨，中国正面临如何解决电子垃圾的问题。

    当然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回收利用电子垃圾，保护自然，而不只是丢弃它。在数字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是自然资源在毁灭自然，因为计算机不会破坏自然，所以计算机是无害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现在中国正在发展电子废物回收中心，这很重要。我们要制定政策，追加投资，重视教育，致力于发展回收电子垃圾的技术。如果把电子垃圾用火焚烧，会产生很强的毒性。处理好电子垃圾，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也建议建立回收电子垃圾的产业。

    “人类的创造力甚至比自然更强大”

    南都：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为一个创意产业基地，是很多国家的地方政府都在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在两位看来，这其中应该有哪些要素？

    费舍：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概念。全球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创意产业。这个时代让我们确信，产业的意义不仅仅是制造业。人类应该有创造力，中国制造的商品的精神内涵也应该具有创造力。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创意。中国官方也越来越重视这一方面，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创新的时代，大自然创造了我们，但现在，我们要创造自然。我们应该为人类的未来和自然的未来负责。

    我们应该负起责任，因为我们能破坏自然，我们可以自我毁灭，我们甚至比自然更强大。因此，创造性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

    李平：文化创意产业全球都非常关注，尤其是金融风暴之后，联合国也倍加重视。我觉得文化创意产业里，最重要的就是两条，一个是技术的创新，其次技术要有一个落脚点，就是文化本身，即文化内容的本身。所以文化创意产业之间，数字技术的创新和数字内容的创意，是两个根本点。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有5000年文化的内容，是全球的文明。但是这个文化怎么能够成为文化产业，怎样让全球接受中国文化是全球文明的产物呢？那就需要中国的创意专家和国外的创意专家联手来干这件事情。

    我的建议是，在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组织国外的数字设计专家，和中国数字设计的专家，一起来共同研究创造出国际化数字文化产品，并跟当地的商界相结合，通过互联网，让中国的文化产品真正国际化，被国际市场所接受。

    “打造广州的文化产品交易会”

    南都：两位也将作为嘉宾出席我们的国际文化产业论坛，能谈谈对我们论坛的一些建议吗？

    费舍：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们应该每年都会面，而不应该只把它当做一个论坛。我会去参加，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我们会承认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创新比模仿更能赚钱，创造力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的引擎。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行动力，我们需要衡量，是否我们能更具创新能力，什么更有效？因为你身处创意产业，如何衡量消费者的需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李平：我们很有信心，这届论坛会成为一个国际化高水平的有影响力的会议。同时这涉及到一个我们讨论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可能性。是否可以吸引英联邦、56个法语国家、美国、德语国家、阿拉伯语国家、葡萄牙语国家、西班牙语国家、多元文化都来关注？这样的话，使广州不但是一个广交会工艺商品的交易会，而且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文化产品的交易会。

    我的想法是，比如在出版文化产业，我们也许可以推动本地媒体———比如南方报业集团，与多媒体协会打造一个国际数字出版中心？让各国的出版巨头，汇聚在这个地方，做创新的数字化。我觉得甚至可以考虑做一个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城，其中有法语文化产业城、英语文化产业城。就是我讲的“1与10”的对话，中国文化产业要跟10个不同语言的地区对接，使得我们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内容，可以做成十个版本远销全球，如果有这个可能，我们愿意极力促成。

    ■人物

    哈维·费舍

    费舍是一位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出生于巴黎，曾获得哲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作为多媒体艺术家和社会学艺术的倡导者，他曾在欧洲和拉美等多个国家组织发起公众参与的，与广播、电视、印刷媒体相关的项目。自1999年，作为美术家，他创作了数码时代的绘画作品。

    费舍曾创办了蒙特利尔新技术艺术城、电子咖啡馆、魁北克国际科学艺术节等。1997年，费舍创立国际多媒体协会联盟（FIAM），并担任主席。费舍曾出版多本艺术、传播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包括《艺术社会学理论》、《未来的神话分析》、《数码冲击》、《数字冲击波》等。他曾参与编写制作的计算机动画片《星光之乐》曾在1988年荣获美国国际计算机制图协会颁发的国际计算机动画片大赛头奖。1998年，他还荣获国际艺术、科学和技术学会颁发的个人荣誉奖。

    费舍现居住于加拿大魁北克。

    李平

    加拿大籍华人，现任国际多媒体协会联盟（FIAM）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执行官、世界对华交流协会（WCNA）会长。世界对华交流协会是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注重推动和发展世界与中国之间各类专业性、高层次、多元化的国际合作项目及交流，卓有成效地促进世界关注中国，中国面向世界。世界对华交流协会总部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李平曾多次出席世界各地的国际论坛和大会，以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底蕴，从国际非政府专业组织的视角，为国际主流社会解读中国发展机遇对世界各地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他还担任国际文化产业报告蓝皮书编委会副主任及副总编。

详细报道请登录南都网：http://gcontent.nddaily.com/5/98/598920e11d1eb2a4/Blog/840/dcedb7.html

    离开谷歌公司后，48岁的李开复致力于打造创新工场。他希望这所青年创业的“黄埔军校”能帮助更多人实现梦想。

    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

    ■人物

    李开复 他是一位信息产业的执行官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李开复生于台北市，祖籍四川省，目前居住于北京。在美国上大学时曾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同班同学。

    李开复就读于卡耐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学博士学位。他在苹果公司工作了6年，主管多媒体部门；1998年加盟微软公司，并出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00年升任公司副总裁；2005年加入谷歌公司，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负责谷歌中国公共关系事务以及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的运营工作。2009年9月4日，李开复从谷歌离职，开创“创新工场”，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是指一个全方位的创业平台，旨在帮助中国青年成功创业，用于培育创新人才和新一代高科技企业。

    李开复在语音识别、人工智能、三维图形及网络多媒体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在手机上用到的语音拨号功能就是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研发出来的，曾在1988年被评为《商业周刊》“年度最重要的科学创新”。

    李开复于2004年创办了“我学网”，他希望我学网成为中国青年学生成长离不开的互助平台，为青年学生答疑解惑。他曾多次面向青年学生校园演讲，并出版《做最好的自己》《与未来同行》、《一网情深》等作品。今年10月，李开复辗转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在十多所高校进行公益讲座。

    创业者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饥渴，渴望创业？第二，你是否愿意努力，拼命，辛苦？

    中国人身上的创新精神，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有商务模式的，能够经济主导的创新思维。

    我们选的人有三种：首先是特别有创意、点子很多的人；第二种是想问题、分析能力很强的人；第三种是埋头苦干型的工程师，专注工作，值得信任。这三种人我都很喜欢，我希望他们能达到1：2：2的比例。

    惩罚应该是在道德或态度方面的问题，不会因为大胆尝试创新而受惩罚。

    即便是下雨，在华南理工大学东区体育馆里，依然挤满了来听李开复演讲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挤在大门外“收听”———杭州、西安、广州，在李开复演讲走过的中国所有城市的大学里，几乎都是类似的景象。

    今年9月，李开复辞掉谷歌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的职位和总部千万美元期权的挽留，成立创新工场，目的是希望以天使投资的方式组建中国青年创业者的“黄埔军校”，关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尽管业界有声音指称这种做法过于理想主义，成功的创业者难以批量生产，但对青年创业者来说，创新工厂拥有毋庸置疑的巨大吸引力：对他们来讲，这不仅仅意味着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更意味着另一种价值观、另一种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

    一个产业、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人才，近期温家宝总理关于中国人才培养的反思，更引发整个国家对教育制度的大讨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李开复侃侃而谈，他聊到了如何在青年人中培养创新人才，谈到创业者应该如何追随内心的声音，还有他的第四本书《世界因你不同》希望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谷歌等新媒体的出现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不要小看商务创新”

    南都：最近，整个社会对人才培养体制的问题都很关注，如何不仅仅出好学生，而且出真正的杰出人才———我们看到温总理对这件事都挺着急的。我们注意到你创办的公司名为“创新工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似乎缺乏创新能力，即便是在互联网行业，很多都是在国外有了类似模式后，本土公司再进行仿效。怎样才能为年轻人建构出一种创新的体制，或者说，挖掘出中国人身上的创新精神？

    李开复：我觉得中国人身上的创新精神，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有商务模式的，能够经济主导的创新思维。你看，中国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它们的产品都是有创新的，比如拿腾讯和M SN比，它们刚开始时一样，后来就有了不同。

    南都：但那种模式算改良，或者应该说“改善”吧？

    李开复：不过，现在腾讯靠IM (即时通讯)赚钱，微软靠IM赚不了钱，所以我们还是要夸奖腾讯，能够被一个外国创意的灵感所激发，做了一个拷贝，再将之发扬光大，做成了一个更符合中国人、更有趣、甚至能赚钱的产品。

    比如说淘宝，他们想了几个点子，克服了中国人不愿意网购的问题，把中国人从“不网购”带入今天的“全民网购”。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创新的，只是他们是一种商务模式的创新，而且是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创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缩影——— 反映了当下在中国迅速进步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创新模式。你想要中国再创一个G O O G LE出来，真的再创一个崭新的所谓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这就不符合今天中国的发展状况。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某些创新——— 比方说，稻米的基因工程就是中国最大的创新，这是基于一种需要造成的创新。此外，基于商务的创新也不容小觑。有人说过，需求就是创新之母，为需要而造出来的创新才有用。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心，今天的中国也许不容易创出微软或是谷歌，但在未来，这完全是可能的事情。

    话说回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创新更大化呢？这又回到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方式非黑即白，只是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学会它，背会它。老师的职责仅限于传道解惑。但是你去美国，比如斯坦福大学、CM U (卡耐基梅隆大学)去看看的话，老师的职责不是传道解惑。当然，传道是基本，但是世界上大部分问题，并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靠背诵就能理解的，需要你从多方面去看，去理解，然后再学习如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直到无师自通。哪一天，中国教育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期望，中国也许将要诞生一个微软或是谷歌。

    南都：你过去担任过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在谷歌中国，你的工作之一就是招聘人才。对于招来的新员工，你会不会进行一些“清空”的工作？因为他之前可能受教育体制的影响，而形成思维上的一些条条框框。

    李开复：还好，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挑选的都是融汇中西的人才。一个申请加入谷歌、微软的人，他可能本身就倾向或希望有一个充分自由的机构能发挥其才华，能够思考，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上的组件。这是一个双项选择的过程。

    “用利益捆绑达成团队合作”

    南都：从你宣布创新工场成立的消息到现在一个月时间，就已经收到了3万多份简历，现在创新工场也招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工程师，“007”号员工，选择人才的标准和意向是什么？

    李开复：我们也很幸运能够在这么多优秀人才中进行挑选。我们选的人可分成三种类型：首先是特别有创意，点子很多的人；第二种是想问题、分析能力很强的人，看产品可以看出很多核心点，分析问题很清楚，伶牙俐齿，沟通能力很强；第三种是埋头苦干型的工程师，非常专注地做他的工作，非常值得信任。这三种人当然都会编程，都是工程师，而且这三种人我们都很喜欢。

    南都：在中国不是第三种人比较好找？

    李开复：第三种比较好招。但是这三者，我希望能是1：2：2的比例。因为点子多的人太多，也是一种麻烦。负责动手和负责分析的人各一半，这种比例比较合适。

    南都：你之前说过，在创新工场中会让优秀人才组成自己的团队，甚至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子公司，这将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搭配组合？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中国人可能是了不起的，但五个中国人组在一起，可能就没有五个日本人组成的团队那么有战斗力……

    李开复：我们会确认每个人团体合作能力都没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们之间会有一种利益的捆绑，一种强烈的利益捆绑：因为他们如果把一个项目做成功了，项目里的每个人都会分到干股，成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他在团队里不合作，自己赢了，别人输了，其实整个团队也输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一种自然的动力，让他们不会做这种破坏。

    “用你想被管的方式去管理别人”

    南都：我们有一次听到你的员工讲这样一个故事，你在谷歌的时候，曾经用一个电梯的模式来启发工程师？

    李开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这样的酒店，电梯不是按上下的，他是问你要按几楼的，然后电梯来了，你进去，它就到了你要去的那个楼层。那次我就问员工，这样的电梯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如果一个人不能马上想出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较守成规的思维方式——— 这种问题我们平时招聘的时候会问，聊着玩的时候也会问。这不是智商的问题，这是你在一个教育环境里思维的问题。

    南都：就像你的书《世界因你不同》里提到的那样，小时候你的母亲给了你一个宽容的环境，并没有因为你的调皮、比如把家里的钟都拨慢1小时而惩罚你。在你看来，氛围是不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开复：惩罚应该是在道德或态度方面的问题，不会因为大胆尝试创新而受惩罚。

    南都：我此前采访一些国内本土科技公司的时候，比如腾讯，他们就表示最希望学谷歌精英管理的模式和整个企业管理文化。你的新公司会不会仿效谷歌的模式？

    李开复：会有一部分吧！但其实谷歌在中国很难完全复制。不要简单地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说，在一个环境下，员工可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直截了当沟通，在谈创新谈项目时，理论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公司做了一个决策，某些人完全反对，然后老是跳出来给你找麻烦，这个就是西方思维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融汇中西吧，不要认为西方的一定是好的。

    南都：但很多中国企业家还是很希望能取经：为什么谷歌能够把那么多精英以宽松的方式进行管理，最终取得高效成果？

    李开复：的确，谷歌能够让这么多精英在一个屋顶下工作，没有发生什么状况。我觉得，其实我在谷歌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一种文化和管理方式。简单来说，它的管理方式就是，用你想被管的方式去管人。很多人，当自己是工程师的时候，总是希望人家放权，认可他的能力，给他空间做事情，不要管得太细腻了；不懂的不要过问；做了很多工作，要被理解感谢。然而一旦自己做了老板，他就去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也是一种通病吧。首先，我们可能不见得一定要让最能干的工程师当老板，因为他们也许不适合做老板，但是一旦你把最能干的工程师提成老板了，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比员工更会做工程师，刚开始他做老板是这样可能没问题，再过5年10年还这么管，那就麻烦了。这个通病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是谷歌做得好的，是做成一个真正的工程师文化，让整个公司贯彻地理解管理的方式：用你想被管的方式去管理别人。

    “与郭台铭殊途同归”

    南都：我们知道创新工场的出资人包括联想的柳传志、富士康的郭台铭等国内知名企业家，你跟这些人沟通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很同意你的这种创新的理念？

    李开复：柳传志先生特别认可我们的是：我从跨国企业中间出来，做一个属于中国的创新平台。他曾经跟我说，他非常希望看到更多的跨国企业的精英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中国的创新企业也在迅速成长，但还是需要有很多从跨国企业出来的人才。

    我和郭台铭先生是多年的朋友了，在过去的15年中，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是十分支持。记得我到SG I的时候，他就问我这个靠什么赚钱，我讲给他听，他说：“啊！这没意思。”到了微软，他又问这怎么赚钱，我讲给他听，他想了想说：“这有意思，但是我做不了。”然后我到了谷歌，再讲给他听，他说：“啊！这个有意思，我要想一想，但是可能也做不了。”

    但是后来，当我跟他讲了云计算和手机互联网的时候，他想到他企业的很大一部分是与手机有关，他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手机用户期望的并不仅仅是硬件，甚至不是软件、操作系统，还有更好的、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其实郭先生自己也对这方面非常的认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最近在做电子商务。所以，他跟我这次真的走到了一个方向了，他自己也在做，他也支持我做，未来也有合作的可能。他也说了，不排除全盘买下创新工场中创作得好的公司的可能性。

    “创业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南都：你提过，“马云模式”现在复制的可能性不大了。今天的创业者更多的是有经验的创业者，下一个阿里巴巴，或者腾讯，可能更多来自于在好的企业、跨国公司工作过的人。在您眼中，十年前的创业环境与今天有什么不同？

    李开复：我觉得当时没有那种有经验的人，所以给了草根和海归巨大的机会。现在有了很多经验丰富的人，今天的草根和海归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机遇了。放眼看看，腾讯的总监，百度的副总裁，谷歌的首席战略官，这些人都跳出来创业，现在再跳出来一个草根，他的竞争空间一定没有以前大。马云出来的时候，他周围没有那么多有经验的人，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鼻祖，但是鼻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南都：面对那么多的青年创业者，你有哪些创业的真谛希望和他们分享？

    李开复：我觉得一个创业者，需要一种强烈的渴望来创造一个公司、一种价值。如果创业只是为了发财，或者只是为了听起来很酷很光鲜，或者甚至因为无法就业只有创业，那么他们几乎必然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创业者不妨问问自己：第一，是否有这种强烈的渴望，愿意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第二，假设你是真的渴望创业，还要问一个事情，你准备好了吗？我觉得，很多人说，创业，我有个点子，我就可以去做，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实：首先，很多创业者失败了，事实上是绝大多数人失败；还有，我认为创业最重要的是团队，其次重要的是经验，再其次是经历，最后才是点子。我相信一个很好的团队，有很好的执行力，他们很可能成功，虽然他们也许没有太好的点子。

    不要太高估了点子的作用。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将别人的idea拷贝过来再进行优化，也能获得成功。很多人给我寄什么新的电子商务模式，或者改变人的思维啊，或者人工智能啊，全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创业一定要扎实要踏实，行动要细腻。有了团队、经验、经历和点子，也有了钱，实际上，你依然只有1/10的成功机会；没有经验，那就可能是1/1000了；没有经验也没有团队，那就是一百万分之一；没有经验没有团队没有执行力，那成功的可能性就是零了。所以，第一个问题，你是否饥渴，渴望创业；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努力，拼命，辛苦？

    “希望青年人找到心中的声音”

    南都：《世界因你不同》是你的第四本书了。你是否想通过这几本书，传达给中国的学生不同的理念、展现自己不同的侧面？

    李开复：其实这四本书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帮助中国的青年学生。但是这本书的特色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潜移默化让学生觉得自己想听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而前面三本书有点像传道的方式。我觉得讲故事可能更容易使人受感染，用传道的方式只能让少部分人被深度感染。

    南都：有报道说，你前段生病住院的时候，特别研究了Twitter的模式，谷歌也被认为是新型媒体，在接触这么多媒体和媒体模式后，你觉得不同的媒体和它的文化载体，会对未来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大家以后也许会通过K IN DL(电子书阅读器)来读你的书？

    李开复：我觉得优秀的内容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人有了选择的权利。电子产品取代传统产品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速度不会太快，因为人们还是有自己的阅读习惯。今天，传统媒体的公司，出版社、报社也好，要把握时机来改变它们的方向，因为已经有一些模式在慢慢被淘汰。还有，未来到底还会不会有报纸，会不会有杂志，会不会像今天一样有个总编辑来分配每一个版面，还是一个相对更民主的更重视读者的，更让人能够选择订阅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改变一定会发生，我觉得它不会发生得很快，但是如果不好好反思的话，就有可能被革命所抛弃、淘汰。

    南都：你创办创新工场，写书，博客上跟650万年轻人交流，最后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李开复：简单地说，就是找到他们心中的声音。因为现在要我来改变教育现状也很困难，既然有不少学生愿意听我的建议，那我就用一些最合适的方法，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一批幸运儿：中国两百年来，他们第一次拥有了足够好的教育环境，也身处一个富裕的国家之中。但是同时他们也面临很多挑战，还不够完善的教育，高期望的父母，社会的种种诱惑，社会一元化名利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人如何找到自己心中的声音，而不被社会群体的声音淹没。我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建议，所以用不同的方式，喜欢听演讲的，喜欢看书的，喜欢看故事的，喜欢讲道理的，喜欢看电视的，喜欢看你们报纸的，我正在用各种方式来试着去引导帮助他们。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

    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有重大相关性，经济危机会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而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发展机会正是在广东。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正面临重大转变，我们一致认为，如果说中国的文化产业能够重推经济转型，那广东有机会成为最大获利者。

    “中国已经是第一出口大国了，现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一报告，我国文化产品占全球的20%，”说起这个数字，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明并没有特别骄傲，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一出口大国”仅仅是在制造方面，要做到文化创意的第一大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过去近10年，文化产业一直是张晓明的研究方向，他预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文化产业将不仅在短期内逆势而上，未来还将进入一个更为健康的高速增长周期。

    文化产业10年发展势头迅猛

    南都：你是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的中方组委会成员。据我了解，你也是论坛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萌生举办文化产业论坛的念头？请你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一论坛。

    张晓明：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向外界正式发布，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而在过去10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这是因为政府的大力推动及经济本身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上看，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与国际文化贸易的新的形势———中国加入WTO、签署了国际贸易协定，承诺了开放若干文化领域。

    从2001年开始，《文化产业蓝皮书》的发行对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大家对很多领域感到陌生，国内对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知半解，很多信息在传递中失真，特别是在数字上，例如国际文化产业总量多少、世界各国文化产业是一个什么情况？

    作为一个国家级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起这一责任———发起举办国际性的论坛，出版《国际文化产业蓝皮书》，向国内介绍国外的文化产业发展配套状况。可以说，社科院努力打造一个平台，把国内的文化产业与国际的文化产业建立起一个沟通渠道。这就是“国际文化产业论坛”。这一论坛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的强力支持。

    南都：那为什么把这次的文化产业论坛设在广州进行？

    张晓明：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有重大相关性，经济危机会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而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发展机会正是在广东。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正面临重大转变，我们一致认为，如果说中国的文化产业能够重推经济转型，那广东有机会成为最大获利者。

    我们要办一个国际性的、唯一年度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布会和预测会。比如，我们邀请了行业协会来介绍各自行业的年度发展情况，请联合国贸发会来谈国际文化产业的贸易。通过这一论坛，我们能了解和学习到国际文化产业最新的和最权威的信息，通过直接方式跟国际文化产业行业的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直接交流。

    不应夸大“口红效应、逆市增长”

    南都：你提出文化产业是新兴服务业，文化消费缺少刚性，一般排在教育和卫生消费之后，很容易受到经济结构不利变化的影响。当消费因收入落差而被抑制的时候，最先从消费者账单上消失的往往是文化消费；而当服务业发展受到挤压的时候，最先被挤出去的也往往是文化产业。但这种理论似乎与文化产业的“口红效应”相矛盾。你如何解读？

    张晓明：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来说，文化消费是一种高弹性的消费。当收入较少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减少文化消费。

    南都：但是从数字上来说好像恰好是相反的，例如去年冬天以来中国电影票房大卖，美国游戏业也出现了逆市增长等现象。

    张晓明：文化消费具有弹性消费的特点，与此同时，它还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有关。此外，文化产业不一定是有钱就能消费，它还需要时间，有能力和心理需求来消费。心理需求的概念很难用数字来衡量。在金融危机时期，钱可能少了，但心理需求和时间会增加。这时，一些花钱少又消磨时间的行业就会得到增长，比如看电影和看戏。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电影和戏剧的消费大幅增长，这就是典型案例。

    我认为不应该过度强调“口红效应”和“逆市增长”。作为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文化产业肯定和大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致，只是在经济下滑厉害时，文化产业因其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特性，表现出来就会下滑得相对较慢。比如消费电影，电影的投资发生在一两年前，而在金融危机这一年，新电影的投资就会受到影响，这存在滞后效应。所以我说文化产业作为经济部门，并非“反周期”，但也不是完全“同周期”，而是所谓的“亲周期”。当经济恢复时，文化产业可能会先恢复，因为文化产业领域往往是跟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相关。

    金融危机带来更多机会

    南都：能不能这么说，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时，并没有面临太多的“危”，但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机”？

    张晓明：是的，有大量的机会正在出现。今后5至10年，中国文化产业有重大发展机会。

    首先是需求。需求启动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收入增加等都属于需求启动。新的需求增加了，新的文化需求就会出来。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服务体系健全、教育、卫生等等，国家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消费，老百姓敢于花钱，这样就能释放大量的文化需求。

    其次是生产性的消费会有大的增长。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升级，特别像广东这样的制造业，拿不到外包订单的，必须要搞自主创意研发。

    再次是技术、新技术的发展。当下，新媒体发展突飞猛进，新技术会创造出新的行业、新的消费、新的市场。这一块的增长是非常快的，所有跟新技术有关的消费都是成倍的增长，比如3G出台，这就创造了新的市场。

    最后是出口。中国文化产业还是有大量出口的可能性，可是因为文化产业对发达国家冲击很大，很多国家的文化市场只要经济恢复就会出现缺口，很多文化企业也面临倒闭，我们很可能兼并他们的企业，然后在国外开辟出新的文化产业平台。

    广东尚没有真正启动文化消费

    南都：你曾提到，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非市场性，而是体制性的。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个问题？今年9月，国务院也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你也参与制定了这一规划。新规划的通过将给文化市场带来怎样的新气象？

    张晓明：文化产业最新规划的基本内容此前都曾发布过的，最大的创新是这次文化产业规划由国务院通过，这是前所未有的。“十一五”中叫《中国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主题为公共文化。新规划的主题是文化产业，而且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形式通过。以前是党的宣传部门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要推动领导部门，现在则由国务院出面，正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主管从宣传部门转向了经济的综合主管部门。

    经济部门扮演主角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因为说到底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要取决于文化体制的改革、市场的开放。文化产业归根到底是产业，产业是它的主语，文化是修饰语。

    南都：能不能请你具体谈谈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状态。

    张晓明：我认为广东尚没有真正启动文化消费。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人们似乎更在乎做生意发财，对正常消费反而忽略了。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从理论上看，很难有大规模的文化消费出现。真正有消费文化能力的白领消费阶层处于少数，蓝领消费阶层比较多。具体到广东，虽然也有文化消费，但商务消费占据了大部分份额。

    南都：你总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无限。能不能请你预测，中国还需要花多少年，才能成为一个文化产业大国？

    张晓明：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第一出口大国了，现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一报告，我国文化产品占全球的20%，从制造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国，接下来是从创造角度上说我们要成为第一大国，我们的版权要变成第一大国，而这是大有希望的。

    ■人物

    张晓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农村改革，80年代中后期研究城市改革和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期初研究经济伦理，90年代中后期从研究经济伦理开始转向知识经济，再研究到文化经济、现代媒体、国际传媒、文化产业，用张晓明自己的话来说，“国内文化产业领域，有我这样的研究经历的，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

    丰富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经验让张晓明对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体制改革“看得很清”，帮助他成为国内著名的文化产业研究专家。张晓明说，眼下的中国，与1933年文化产业刚刚起步的美国很相似，市场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年轻一代具有时尚追求，所有人都渴望突破，都想获得新机会。在他看来，中国巨大的文化市场，正如一块引人垂涎的美味蛋糕，刚刚开放，不够成熟不够完善。

    张晓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兼职研究员。他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被公认为最权威的文化产业学术专著。张晓明研究员还广泛参与了许多国家级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的起草整改，被多个中央政府部门聘为专家顾问。

    ■图说文化产业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创意历练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利用公共政策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创意产业使英国从一个世界制造工厂转型为“世界创意中心”，在音乐、设计、电影、视频游戏等领域的发展均走在世界前列。

    在中国，正如张晓明所说，发展文化产业现在在国内各地已形成热潮，但什么时候能让文化产业这件外套点缀上关键的“中国纽扣”，这才是最重要的。

 杨渡在“国家文化总会”，他身后是带有中华文化传统智慧的两个大字“拙诚”。

  ■人物

    杨渡 本名杨炤浓，曾任台湾《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他曾获得时报文学奖，并出版多本著作。有报道称，2008年5月，马英九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正是由杨渡等人操刀。

    据台湾“国家文化总会”的网站介绍，该会的工作任务，是整合政府与民间，协调文化机构、社会团体、企业界等，经由策略联盟方式，共同推广思想研究与文化艺术活动，以创造优质的文化环境与内涵，提升文明素质。

    今年，台湾将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生物科技、绿色能源、医疗、精致农业、和旅游观光并称为台湾的六大新兴产业，列为台湾目前提振经济的六大支点。台湾当局希望通过“宁静的产业革命”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变，而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这场产业革命的引擎。

    中国的崛起，让欧美不得不开始了解中国。关键就在于，就西方而言，要如何重新了解中国？是不是要学习中国的所有文化，包括背后的思想，才能了解中国人的“way of thinking”？

    金融海啸对中国而言不是个坏事情……中国崛起同时文化的市场也崛起，背后所有的品牌，包括电影、电视、各种文化商品都会有它的市场。

    在台北重庆南路，“国家文化总会”，杨渡办公室另一侧，还有一个更大的房间，那是留给马英九用的———虽然他很少来。马英九是这里的会长，杨渡是秘书长。“我们这里就好比‘总统’的文化幕僚。”杨渡说。

    国家文化总会是民间社团法人，靠募款维持日常运转。但因为马英九兼任会长，而显得与一般社团法人不同。在1966年它的前身“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并由蒋中正亲任会长时，这里的地位无疑更为显赫。为因应社会变化，1991年，它改组为民间社团法人，并更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在2006年再度更为现名，不再只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但其深入民间文化建设与活动的初衷未变。

    日前，记者在文化总会办公室对杨渡进行了专访。

    文化创意产业无法速成

    南都：台湾今年把文化创意产业列入六大新兴产业，将其作为提振经济的一大支点。文化产业在台湾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产业？它的现状如何？

    杨渡：其实在2000年5月陈郁秀担任文建会主委之后，就曾大力提倡文化创意产业，当时曾提出文创十年计划，包括设立文创园区、数字创作、培植人才等，但因时间太短，仅推动了一些与艺术结合的设计作品，试图发展成产业。她2004年卸任后，人去政息，政策改变，文化创意产业就停顿了。这几年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成果。

    可以说，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虽然也曾经被列为重大政策，但缺乏延续性。文化是需要积累才能看到成果的。云门(云门舞集，台湾著名现代舞蹈表演团体)要30几年，才成长到为今天这样，而(艺术总监)林怀民仍创作不断，就是要维持它的生命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文化创意产业也一样，是无法速成的。

    另一个关键在于，台湾文化还没有形成为“产业”。回过头去看，文化产业中几个不同的领域，除了作为核心产业的电影，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化都嫌不足外，其他方面，像台湾也有很好的工艺设计，但总体上还没有成为一个像西方大的设计公司那样的量产规模。再比如表演艺术，台湾的表演艺术团体很多，政府部门也有赞助。像云门舞集、明华园、朱宗庆打击乐团以及许许多多的小剧场，都有许许多多来自政府部门的补助，也有一些固定的扶持团队，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像加拿大太阳剧团那样，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可以大量营销于国际的产业。

    而无法成为“产业”，又与缺乏足够的市场有关。北京的小剧场创作一出戏可以在全国各地演出上百场，但台湾可能的市场只有台北。这是它无法形成产业的最主要原因。

    南都：这次列入6大新兴产业，会有很大变化么？

    杨渡：我们就是期望，这次把它列入6大新兴产业之后，能够真正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因此今年1月开始，“总统府”要办理一个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未来政策方向该怎么走的圆桌论坛，就由文化总会来协办，从1月16日开始，一直到6月初的时候，办完最后一场。

    我们按每个不同的产业类型来划分为6个论坛。比如说表演艺术单独开一个分坛，建筑类也开一个分坛，电影、电视以及流行音乐等等，各种产业召开分论坛。各种产业特性不一样，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我们找来200多人，把各自的问题理清楚。依不同类型的特性与问题，再整理为总体文化产业应有的政策与方向。

    金融海啸下，中国文化市场出现机会

    南都：在这个时候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地位，和金融海啸来袭有一定相关度？

    杨渡：当然有相关度啊，实际上金融海啸就把过去西方的、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游戏、金融操作的繁荣假象打破，百劫回归，还是要回归到产业本身。这就会涉及到产业本身的市场、管理、经营和它面对未来有多少创造力。另外，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大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里，原本以金融为主导的游戏，宣告崩解。2008年9月间，他们求助中国。使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要“解放全世界”，如今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请中国用钱来解救全世界。这是不是历史的反讽？从这时候开始，世界开始正视中国的崛起，不是恐惧它变成大国，而是希望它成为一个有用的大国。但欧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真的太少了。

    你要知道，亚洲有很多人到美国念书、研究、旅行，我们出版了大量的美国文化，包括音乐影视，很多人谈起美国头头是道，对美国哪一州哪一城市非常熟，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非常不了解亚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要学习西方，要和他们做生意、打交道，你得了解他们。因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所以除了最基本的语言，还要学习他们的文化，要翻译他们的书，学他们的文学。总之，你是要知道他们的“w ayof thinking”。但你问美国人，大部分停留在李小龙、成龙、《功夫熊猫》和“花木兰”，至于中国的哪个省，哪个地区，恐怕就很不熟悉了，更不必说真正的生活面貌了。

    未来，这一现象将会改变。

    而现在，中国的崛起，它的重要性已让欧美不得不开始了解中国。关键就在于，就西方而言，要如何重新了解中国？是不是要学习中国的所有文化，包括背后的思想，才能了解中国人的“w ayof thinking”？于是我们看见，金融海啸之后中国文化不仅是“文化”，它更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西方要学习中文语言，学习中国的文化、社会与制度，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个新兴的市场和国家。

    举例而言，过去我们学习西方文化，通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去了解它。那中国电影现在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机会？最简单地计算一下，中国的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学英文，付出多少钱？你要上双语幼儿园，要有英文教师，要有课本，长大要考托福，你从小到大学英语要买的教材，加起来有多少啊！同样，中国可能面临这样的机会，譬如编写中文学习的教材，从拼音、文字书写到怎么造句，这是文化初步的基础，第二步如果要和中国人做生意，需要知道中国人怎么思考，那就要看中国人的书，包括现代的小说、戏剧、音乐、媒体等。甚至去看中国的古典文学，这就和我们都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学习。金融海啸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全球经济地位的转变，也会影响到文化。

    中国崛起，文化产业崛起

    南都：在你看来，金融海啸对中国文化不是危机，而是转机？

    杨渡：金融海啸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转机。说来荒谬，这一次没变成危机，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开放。这竟变成中国崛起的契机。对中国文化而言，这是一个转机。简而言之，中国崛起，就要学习中国的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商机，大的市场，大的转机。

    举一个例子，全世界有几百个孔子学院，这些学院是学语文的，但是请问有谁编写中国的语文教材拿到这些学院来用？只是每个老师根据需要自已编的，如果做个初步的大家公认的教材，供各地学习者使用，应该是个巨大的市场。就好比你去美国要考托福，那欧美人学完中文来中国要不要考试、需不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证机构？认证机构有没有为这个认证补习班做一些教材？我在北京就碰到过，为了大学生考托福而开设的语言补习班，最后这补习班居然在美国市场上市了。

    想想看，金融海啸对中国而言不是个坏事情，反而是好事情，中国崛起同时文化的市场也崛起，背后所有的品牌，包括电影、电视、各种文化商品都会有它的市场。就看怎么抓住这个大趋势。

    南都：金融海啸冲击下，除了契机，是否有民众钱袋子紧减少支出而削减文化消费？在这个经济寒冬，文化消费呈现了什么特征？

    杨渡：面对金融海啸，台湾的出版业下滑，这是迟早会来的冬天，因为出版业包括报纸传媒都处于下滑的阶段，金融海啸只是让它提前发生。这次冲击主要体现在广告基数的减少。

    但对电影产业来说，却是上升的，我没钱出去旅游，花钱看场电影总可以吧。金融海啸对电影文化的消费反而不是坏事。现在文化经济界正在讨论的是“宅经济”。比起名牌、奢侈风尚、富豪消费，文化其实是最根本的。台湾的大块出版公司，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纽约设分公司，开始做英文书籍的出版，要打入美国市场。这在华人世界，是一个创举。大块公司的理由是很有趣的逆向思考：在这个危机时候，你进入美国的成本最低，也最容易打入。就东西方文化对比来看，它意味着：华人世界终于开始“文化输出”，有打入世界的企图心了。不管成败如何，它是一种态度，一种趋势转变的开端。

    文化产业化，产业也可以文化化

    南都：台湾谈文化产业的时候，一般都要加上“创意”两个字。“文化创意产业”成了一个固定词汇。“创意”是文化产业最核心的要素么？

    杨渡：对，文化创意是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核心要素，谈创意的话，来自于对过去约定俗成的、既有的东西的不同，是对既有的潮流、风格的反叛，这种反叛与不满其实是创意的根源。

    台湾因为过去有戒严体制，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罗大佑带头唱出不满的心声，代表对体制的不满。随着时间流逝，不满的心声消失了，戒严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或许会认为，人为什么要为某种反叛的思想服务？而新一代的内心里更自由更自在了，代表着一种更新的风格的诞生，抱着吉他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了。像张悬、陈琦贞、卢广仲这些歌者，本身不为什么政治、思想理念而服务，反而更能代表个人化的、现代都会的、年轻人的风格。这恐怕也是他们在大陆受欢迎的原因吧。

    创意本身其实是宽松的、自由的环境培养出来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文化创意产业，除了把文化产业化外，实际上产业也可以让它文化化。举一个例子，台湾宏碁生产的计算机获得了欧洲的设计奖，因为它把台湾的孟宗竹加入到机型设计中。我的意思说，可以把其他的各种文化元素加进商品里头，把一种对生活的态度、美学的理念，加入工业化的产品中去。这样，卖的就不只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生活价值观。

    台湾受到价值观影响发展起来的一个产业就是自行车。2007年一部电影《练习曲》，提倡年轻人该趁年轻，实践自己的梦想，“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再也不会做了”。当年5月，马英九竞选“总统”，当时因特别费而被起诉的马英九需要有一个鼓舞人心的创意行动，来号召年轻人，作为选举开端。于是我建议他以“青春铁马向前行”的活动，从南到北，骑自行车走透台湾乡镇的，鼓励年轻人走出来，关怀土地，过阳光的生活。台湾从那时起，吹起自行车风。任何时候，你只要走在省道上，都会碰见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在环岛行，还出现许多沿途小店。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简朴的生活价值观，但同时也变成休闲产业。去年金融海啸，百业萧条，唯独自行车产业，据说成长超过40%。

    产业文化化，这是企业界可以思考的方向。

    社会文化越混种，越有创造性

    南都：“国家文化总会”最初的名字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带有扶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味。现在，对“国家文化总会”而言，还是更偏向于扶持中华传统文化么？抑或是对中西文化同等重要的对待？

    杨渡：应该说，没有中西二元对立这种思想。对台湾的创意者而言，现在已经不存在要和西方对抗，而是要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特色，说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

    在台湾的历史记忆里，大部分文化是从中国大陆传过来的，其次是日本，1950年后是美国。

    所有的创意跟自已的生命历史发展过程有关，包括对生活的态度，创意的风格，一定的美学取向都和你的成长有关。

    譬如说，像我父亲那代人，是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一代，有人现在还喜欢唱日本歌，但他们对战争的大轰炸，充满恐怖的记忆。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细致的日本文化在台湾留下来了，像茶道、榻榻米、日本料理、武士道、礼仪等。

    1949年两岸分隔后，美国的因素楔入进来。像我们成长于上世纪60年代的这一代，就会在美国新闻处找诗集，看美国电影，唱上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歌曲，我们穿着破破的牛仔裤，看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反战，唱BobD ylan的歌。是直到70年代，台湾有了初步的经济基础，有一点自信了，我们才回头想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开始强调唱中国人自己的歌，跳中国人自己的舞，不要再唱美国民谣了。这是一个成长蜕变的过程。台湾不是为了排斥西方文化，而是想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它真的需要时间。

    台湾的文化中包含美国文化、日本文化的痕迹，这几年由于社会更多元，创造更加混种。我觉得社会文化越混种，越有创造性。

    两岸文化人合作，可以更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南都：政府应该在文化产业中发挥什么作用？完全交给市场，还是要有适当的干预调控？

    杨渡：政府做的不是干预，而是应该做政策的制定，创造好的环境，打开市场，让这个产业能长足发展。譬如扶持创业产业园区，譬如加强对音乐、电影智能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尽量打击盗版，协助文化业者取得资金，协助文化产品的输出等……政府应该做这些事情。

    以台湾来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太小，政府要协助打开全球华人市场，包括大陆市场，就能支撑那些原来靠补助才能生存下去的表演艺术和音乐团体。如果台湾、大陆，还包括香港，三方面能够形成共同的市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就有前途。

    南都：怎么看两岸文化产业交流的现状？

    杨渡：希望台湾的影片不要被限制变成“外国电影”。包括台湾的电视、网络上的游戏，还有出版。如果大陆宣传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就应该把这个市场对台湾开放，这对台湾对大陆都有好处。对大陆的好处是，台湾是个窗口，跟全世界的文化都有接触，了解得多了，就不会像现在那样，既喜欢又自卑，又想维护自己原来的样子，有一点点矛盾的心理。

    台湾其实已走过这个阶段，台湾也没有觉得美国的、英国的思想就多么厉害，那些流行文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没有坏到哪里去。他们的文化工业如好莱坞，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商业操作，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没有多神，他们一样在寻找中国的市场。

    另外，两边的文化人尽快合作起来，可以更迅速、更健康占领国际上的市场。像电影工业如果可以以大华人市场为基础的话，就更容易打入美国、欧洲的市场。好莱坞的运作，也靠美国本地及加拿大这些北美市场本身，他才可以养活自己去制作大成本的片子，当然剩下的还要卖到亚洲、欧洲，去赚更多的钱。而且它围绕电影还有很多周边产业。

    南都：两岸文化产业交流，你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政策松绑？这两年应该宽松了很多吧。

    杨渡：最重要的是环境应该宽松，让台湾更多的文化产业能够进去。当然现在已经进步很多。坦白讲，很多方面也只是形式上的限制，事实上都有进去。

    期待一种超越金钱的价值观

    南都：你以台湾的视角，对大陆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何建言？

    杨渡：依我的观察，大陆政策也是扶持文化产业，政府会划地去发展文化产业园区，但是招商上出现一些问题。关键是缺乏背后的人才、创意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我走访过北京798艺术区，对它做了一点研究，大陆有些其他的城市和我说，他们也准备学798，拿一些废弃的工厂之类的，做艺术园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798的那些画家，你也没有国际市场。人才和市场，依旧是关键。

    我觉得，大陆文化创意产业在管理和思考上似乎还不够，可以多引进海内外包括台湾的人才。比如说博物官，博物馆做得最好的是巴黎，靠博物馆和美术馆带动整个城市的观光旅游。大陆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乔治·卢卡斯凭《星际大战》(《星球大战》)和《夺宝奇兵》两个系列电影，形成的产业化值得借鉴，就靠这两套电影及其附带产业发展出他的王国。

    台湾也还不够，市场太小，不足以形成大规模产业，也还没有足够开发，可能卖到全世界。大陆的潜力在这里，人口基数大，但创造力还不够。创造力来自于开放的环境，要过一段时间，大家慢慢从过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接触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创意与文化，创造力就会出来。我还希望，大陆能够尽快走过经济发展的浮躁阶段。钱的炫耀，不是价值观而是价格观。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台北，跟几个“立委”一起吃午饭，为了显示实力，12个人吃饭，他们带了12瓶的X O，还说是陈年的。一个中午，真正喝酒的也就七八个人，就把这些酒用大杯干掉了。显示豪奢。现在想起，大家会说，不要再说这种事了，太丢脸了，这讲给法国人听，会给法国人笑死了。台湾已走过这个浮躁而无品位的暴发户阶段啊，大陆要快快走过去才好。

    文化是需要沉寂下来慢慢品味的。文化的细腻不是靠钱买来的，不是浮躁能带来的。钱买不到创造力，而创造力来源于沉寂的时候，午夜梦回，安静的时刻。我的梦想，不只是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发扬，而是一种生活中的美感，一种超出金钱的价值观，可以被这一代人建立起来。

    ■图说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口红效应”

    穷得连衣服裤子都没有了，但却不会忘了搽上口红。

    是的，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口红效应”是。当危机来临，人们可能会砍掉很多大额消费，于是房地产、汽车、外贸出口等支柱性产业遭受冲击，但口红、香水等却仍将保持热销，因为人们需要一些便宜的方式让自己快乐一点。

    文化产业也有“口红效应”。面临金融危机时，看电影、K歌、看演出、网络游戏……这些看似“非生活必需品”，但却“廉价而使人愉悦”的文化娱乐消费也就顺势而上了。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好莱坞娱乐业异军突起，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韩国网游业和影视业的突飞猛进，充分证明了“口红效应”。

奥林十分看好中国的游戏产业，他相信游戏产业能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

    ■人物·奥林

    约瑟夫·奥林是美国互动艺术与科学学会（AIAS）的主席。这个非营利性学院在中国的名气并不大，实际上，由A IA S所颁发的“互动艺术成就奖”被称为“游戏界的奥斯卡奖”。

    互动艺术科学学会（AIAS）创建于1996年，是一家专注于推进及发现互动艺术的非营利组织。该科学学会的使命是推进及促进全球互动娱乐社区的共同利益，彰显互动艺术及科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并颁发年度奖项（互动成就展），以提高互动艺术形式的知名度。该学会有2万多名来自游戏产业的成员：例如，艺电、微软、索尼及任天堂等发行商，以及Bioware/Pandem ic、Day One Studios、Epic Games和Insomniac Gam es等开发商。

    据奥林介绍“互动艺术成就奖”至今已经举办了10届，这个学院派性质的奖项效仿电影界和N BA，设立了游戏名人堂（Hall of Fame Award），将游戏发展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制作人选入名人堂。此外，互动艺术成就奖还设有“终身成就奖”，索尼SC E前任社长兼首席执行官，PlayStation系列游戏主机缔造者久多良木健曾荣获这一殊荣。

    作为一名资深游戏行业人士，奥林的职业生涯开始于Portwood游戏工作室，后在美国Eidos互动游戏公司担任副总裁，负责销售、市场推广和新业务的开发。他的代表作品是人人皆知的《古墓丽影》。

    奥林毕业于南加州大学，随后一直从事游戏行业。他于2004年出任互动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直接参与每年的互动成就展评选。奥林将出席11月27日-29日举行的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

    老实说，如果未来三年内，有中国游戏能够获奖，我一点也不会吃惊。中国游戏的质量非常高，只是还没有完全打入美国市场。

    我觉得游戏的从业人员需要做三件事情，“倾听自己的心灵，用自己的头脑，延展自己的创造力”。

    文化学者总是说：影响人们生活观、价值观的，往往是那些人们平时轻松愉悦消遣的文化产品。———这也似乎可以说明在现代社会，游戏行业为什么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为什么可以跨越语言、地域、文化的障碍，在不同国家拥有众多拥趸？“魔兽贴吧”诞生的“贾君鹏现象”似乎已经在说明，游戏不仅仅是边缘化的文化产品，网络时代，游戏更有可能成为社会文化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戏世界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如何培养出优秀的游戏人才与寓教于乐的优秀游戏作品？就这些问题，记者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美国互动艺术与科学学会The A cad-emy of Interactive ArtsandSciences（以下简称“AIAS”）院长约瑟夫·奥林进行对话，而AIAS每年的评选，更是被行业内称为“游戏界的奥斯卡”

    有趣的是，作为一名家长，奥林同样认为，在游戏问题上“家长应该帮孩子实现责任和娱乐的平衡，这是全世界家长共同的责任”。

    “游戏制作人的三样素质”

    南都：您觉得优秀游戏制作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曾经访问过暴雪的知名游戏人B illR oper，他大学里主修的是声乐，同时对电影、语言学等方面都很有研究，甚至还看过不少周星驰的电影，您认为优秀的游戏制作人是不是要有这些综合素质？

    奥林：我觉得游戏的从业人员需要做三件事情，“倾听自己的心灵，用自己的头脑，延展自己的创造力”。游戏的技巧，包括所运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都只是一部分，游戏行业里也分种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比如策划、美工等等，所以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南都：那么，对于年轻的游戏从业人员，你有何忠告？

    奥林：我知道中国有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大学所教的只是一部分，作为游戏从业人员必须学会自己去充实自己，必须有耐心和韧性去尝试，一步步地走，直到你变得足够自信，做好属于自己的游戏。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要学会创造，去运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心中的那个故事讲给所有人听。

    游戏公司需要关注用户

    南都：文化创意似乎是不可持续的，全球游戏界似乎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有的制作人推出一部游戏成功，但下一部游戏就可能惨败，我们在电影行业内也看到过类似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市场上的游戏公司，还有电影公司，往往市盈率都很低的原因。你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奥林：如果你看世界大型的游戏发行公司，他们每天推出几十款游戏，总体趋势来看，他们是成功的，因为他们了解用户的需求。用户总是很挑剔的，他们期待好的故事、期待精致的画面……而游戏成功的因素也可能多种多样，有的源于故事性，有的是互动性比较重要。总之，游戏就是游戏制作者和游戏用户之间的一种对话。

    不过，涉及到资本市场，我想这是另外一套体系标准。投资人更在意的是增长，而不是看公司的盈利能力。投资者有不同的取向。所以我想，作为游戏公司，需要做的就是关注用户，制造出用户喜欢的东西。

    南都：在中国，游戏行业被称为最能“制造富翁的行业”，您对此怎么看的？在你看来，这对年轻游戏从业者来讲是好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

    奥林：我无法反对游戏工作者获得更好的待遇，但是我确实也知道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绝不只是为了谋生而从事这一行业，否则他们可以进大公司，可能获得更高报酬。

    南都：你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形势会给游戏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奥林：我想，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人能给出答案。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到在经济下滑时期，游戏行业总是比其他经济形式，甚至是娱乐形式更少收到冲击。很多用户都会在节假日去买一套新游戏，这种习惯没有变，也是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在美国，那些卖到39美元、49美元、59美元左右、不那么贵的游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欢迎。

    “会在中国市场开展更多合作”

    南都：我们知道A IA S的评选被称为“游戏界的奥斯卡”，这也是您第一次来中国。你是否接触过一些中国的游戏和中国游戏人才？对他们印象如何？

    奥林：我还没有试玩过中国的游戏，但是我已经要求人们给我几套，其中一些游戏看起来很有意思的。相对来说，我对日韩的游戏更熟悉。但我知道，暴雪公司在中国就有很多粉丝，魔兽世界现在是中国年轻人当中最热的话题。

    我们也注意到，香港、上海等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游戏工作室，还有一些培训机构，这对想从事游戏的年轻人来说是好事。

    南都：那么，A IA S是不是计划将与中国公司展开合作或是在中国开展培训计划？

    奥林：我一定会鼓励更多的同事展开与中国游戏从业人员之间的对话，并逐步在中国市场找到感觉，看看这里的优秀游戏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我想，我们很有机会在中国展开市场合作，对中国用户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

    我在这里也碰到一些游戏行业总监（游戏总监G am e D irector，相当于电影导演，负责与游戏作品方面有关的事务）不过，我也发现一种现象与美国很不相同，比如我们有时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但这里的人们不跟孩子一起玩。我也知道在中国有些家长可能因为游戏问题打孩子。（笑）

    南都：在你看来，中国的游戏作品什么时候能够获得AIAS大奖？

    奥林：老实说，如果未来三年内，有中国游戏能够获奖，我一点也不会吃惊。中国游戏的质量非常高，只是还没有完全打入美国市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游戏市场。我相信，游戏产业能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知道游戏界的那句俗语吗？———“一切皆有可能”！

    “把游戏当做交流的平台”

    南都：那如果你的孩子玩游戏时间太长，你会怎么做？

    奥林：我会拔掉他们电脑的插头，他们就会很生气。（笑）。全世界的父母可能都面临这样的挑战，孩子愿意在自己喜欢的娱乐里面花更多的时间，而不愿意去做一些必须做的事情。我想作为家长，有这样的任务去帮助孩子达到平衡，让他们同时兼顾到自己的责任，也能够享受到愉悦。

    当然不同游戏、不同孩子———比如小孩子、中学生、大学生对待游戏的方式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成年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家长应当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看什么电影，在看什么书，在听什么音乐，应当知道他们在玩游戏。在我们家里，我们把游戏当成一种交流的平台，在游戏里面与孩子“交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人物·埃德娜

    选择埃德娜·多斯桑托斯·杜伊森博格作为“对话文化产业名人访谈”的开篇人物，不仅因为她是联合国贸发大会创意产业部部长，还因为她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发展文化产业，曾多次造访中国，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都了熟于心。

    作为联合国贸发大会创意经济和产业计划负责人和发展经济学家，她富于前瞻性地推动了创意产业与新兴创意经济领域的国际行动和国家举措，使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创意产业作为多元的收入来源带来贸易增长和发展收益的经济潜能。她全面领导并参与编写了联合国首份多机构合作进行的政策导向型研究报告———《2008创意经济报告》，创建了联合国贸发大会在创意产业世界贸易方面的全球信息库，并发起了“创意非洲倡议”，同时担任发展中国家创意能力增进技术合作项目的项目主管。

    埃德娜女士来自巴西，她自上世纪80年代就在联合国工作，2005年，埃德娜出任联合国贸发大会创意产业部部长。

    ■图说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演艺、影视制作(电影电视剧制作)、艺术品、工艺品和文物的交易、出版发行、文化会展、文化节目的制作(特别是以数字文化节目的制作)、动漫游戏、网络手机文化产品、娱乐休闲和广告等10类。眼下，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软实力，创造出巨大的“硬效应”。

    每一天，全世界创意产业产值高达200多亿美元，并在快速递增……

    在中国，2008年创意产业总量为7600亿元人民币，整个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在G DP中占比不足3%，发展空间极大……

    在广东，2008年，文化产业产值已占全省GDP的6.8%，连续5年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4；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已超过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仅次于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位居第二……

    世界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低，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带来契机。11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和世界对华交流协会联合发起主办、南方都市报承办的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将在广州举行。

    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唯一的国际文化产业论坛，本次论坛以“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机遇”为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出版协会、国际设计联盟等权威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将集中发布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势分析和预测，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产业代表和文化名人将就文化产业的“危”与“机”进行探讨。

    从今天开始，本报将陆续推出“对话文化产业名人”系列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9月26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该规划还首次提到文化产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作用：不仅可以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同时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这次金融危机，人们无法像以往那样用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而我们看到文化创意经济是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对恢复经济起到重要作用。”近日，出席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峰会的联合国国贸发大会创意产业部部长埃德娜·多斯桑托斯·杜伊森博格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同样强调了文化创意产业在关键时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她同时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创意经济更是有助于他们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进入到世界经济的高增长高附加值的领域。

    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当中，如何借鉴他山之石？技术的进步又给文化创意产业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又应该如何解决文化产业内需和出口之间的关系？———作为联合国贸发大会创意经济和产业计划负责人和发展经济学家、《2008创意经济报告》的作者，桑托斯女士就这些问题也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萧条时期创意需求同样增长”

    南都：您把这次金融危机称为是“无法用传统方式解决”的挑战，请问理由是什么？在您看来，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文化创意产业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埃德娜：这次金融危机是由衍生品投机行为造成的，带来的是整个系统的失灵，而且这种效应很快在全球范围蔓延开来，人们在怀疑欧美货币金融系统的同时，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已经很快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国贸发大会的调查，预计全球G D P在2009年会下降2.6%，这是近6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发展中国家的G D P将从2008年的5.4%下降2009年的1.4%，全球出口需求也在下滑，而在中国，这个下滑的数字也许高达30%，这也使得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再度抬头。

    要克服这场危机，必须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之间寻找契合点，而文化创意经济正在成为可行的选择。全球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使得人们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有了更高的需求，因此，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创意经济都是成为就业、贸易、技术革新的领导性力量。联合国贸发大会的报告显示，文化创意经济正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增长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进出口，促进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与传统的服务与制造业相比，文化创意也在21世纪已经展现出空前的增长，在2000年到2005年当中，文化创意产业每年实现平均8.7%的增长率，全球每年从销售与知识产权收入中获得4240亿美元的收入。在一些国家创意产业对G D P的贡献已经超过10%。2003年欧洲创意产业比欧盟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高出12.3%，解决了560万人的就业问题。

    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创意经济更是有助于他们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进入到世界经济的高增长高附加值的领域。

    创意产业包括了最多的高科技集约和服务导向的产业、比如说新媒体、数码服务、视听行业，等等，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个人用户每天都在家使用创意产业的产品，我们听音乐、看电视、读报纸、去电影、戏剧、用电脑中的软件、打游戏、阅读广告等等。

    南都：那么，在金融危机袭来时，根据联合国贸发大会的调查，文化创意产业的表现如何？

    埃德娜：我们同样也看到，即便在经济萧条的时期，文化创意产业的需求也同样增长。

    比如世界音乐市场，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提供的数字显示，2008年，数字音乐全球销售额达到37亿美元。过去6年，音乐行业在全球的增长率达到平均25%，数字平台目前占到音乐销售的20%份额，音乐下载在2008年以24%的增长速度，达到14亿美元，所带动的IPO D在无线音乐中的销售600亿美元，在G oogle的视频网站Y ouT ube上，每天有1亿流量。在数字时代，音乐公司的角色得到了延伸。

    在电影市场，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票房收入增长8.8%，虽然好莱坞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电影制作成本降低，出现更多的他国与美国的合拍片，D V D的销量也有所下降，但是家庭视频的数据在增加。

    2008年，欧洲生产了878部电影；在美国，2008年电影产量下降了20%，为520部电影，但是票房收入达到新高，即98亿美元；中国在2003年到2008年间票房收入，每年保持20%增速度，整体收入达到6.06亿美元；日本在2008年出现了上世纪70年代后的电影产量最高水平418部电影，不过主要是小说、动画改编版本；印度在2008年时生产了1132部电影，但在2008年遭遇到票房危机；尼日利亚去年大概生产1000部低成本电影，主要通过电视和D V D的方式播出。

    此外，新的技术革新带来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同样引人注意，2008年蓝光的快速增长已经在美国实现了7.5亿美元的增长，社会性网络，比如M ySpace已经在音乐市场中占据了20%-30%的份额，数字电影与3D技术将吸引更多的观众。

    “创意产业同时具有其社会与经济双重意义”

    南都：的确，有观点认为文化创意经济对经济危机有反周期的性质，比如，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愿意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或是在家打游戏而不选择外出，所以电影公司的票房在不断创新高。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文化创意产业似乎也未能完全避免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在年初，美国、韩国的一些网络游戏公司出现裁员，所以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危机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关系？

    埃德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很多公司确实是采取了裁员的方式，特别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经济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北美可能情况更严重，亚洲情况也许好一点。比如在南亚，经济还在增长中，虽然增长的速度有点放缓，但是依然在增长。另一些国家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冲击。而到目前，就我们的所见，经济状况也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悲观，经济正在恢复中，而创意经济能给这种复苏强劲的动力，我们也确实有理由相信裁员的情况会有所改善。

    在金融危机中，人们确实减少了某些消费，我们甚至在中国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创意产业分两种情况，两种情况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各不相同。其中一种，是和旅行、外出有关的，比如要到旅行地去看艺术演出等，受金融危机影响就会相对较大。另一种则是家庭消费的产品，比如电视节目、音乐、电影，比如我们所提到的美国电影界，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希望去电影院缓解压力，所以在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电影票房收入还是有8.8%的增长。

    南都：您提到，对于经济恢复所需要的新的就业机会、新的投资、新的理念等因素，文化创意产业正好是完美的选项，同时您也提到了创意产业也能够促进社会的包容与进步，请问这在全球各国的发展中是如何体现的？

    埃德娜：由于经济模式并不能在孤立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时代要求超越经济发展的范畴，当前需要寻求一种更能全面发展的，兼顾不同文化认同、经济愿景、社会差异和技术劣势的方法。创意产业恰恰就可以担当这个角色，创意产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许多个人也可以加入进来，当然也会包括一些大跨国公司。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创意经济能够促进社会凝聚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发展。创意产业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如果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创意经济就能为整体经济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建立全面联系，由此而来的发展维度，可以为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快速成长地区提供机会。另外，创意经济还可以吸引一些特殊群体，比如年青人、妇女等。

    此外，创意产业可以促进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认同、理解，它有时候还可以为某些地区带来和平。

    南都：您如何看待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给创意产业带来的一些机遇与冲击？比如G oogle旗下的视频网站Y ouT ube，这种“分享”与“互动”肯定是创意产业的未来趋势，但是同时也有维亚康姆公司对其的诉讼，认为里面一些没有版权的片段上传，是对“创意”的侵犯？

    埃德娜：这被我们称为创意文化产业的现代性悖论，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开放的模式越来越促进了知识分享和创意内容的集成，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处理知识版权保护和分享之间的矛盾，确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家要保护他们的产权，但就目前的情形看，作曲人、歌手、音乐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是发布者却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但是新的形势也不断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在我看来，视频分享网站Y ouTube、SN S社交网络M ySpace可能是文化创意经济产业发展的转折点。

    “创意产业有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南都：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创意经济市场饱和度的问题，比如在这两年韩国的电影票房就出现了下滑，有专家分析，这是因为有4000万人口的韩国，电影市场票房已经没有太大的增长空间，所以即便是文化创意产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否还要考虑到未来市场空间的问题？

    埃德娜：在我看来，对中国而言，这完全不是问题，因为你们的文化产业正在增长阶段，同时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与韩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大家所处的是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比如卡通、新媒体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在市场，中国人在消费大量的来自其他国家，比如韩国、日本的文化创意产品。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投入更多关注，推出适合本国人民欣赏品位的故事和形式，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是可以利用本来就十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这些国内文化消费的规模也会逐渐扩大的。

    南都：您所发表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中提到，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有了很迅速的发展，而且创意产品出口额也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在您看来，中国应当如何把握这次创意经济的产业浪潮？如何扩大我们创意文化产品的出口规模？您所说的应当利用“想象力”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否能给出一些具体建议。

    埃德娜：中国在过去的25年当中，G D P增长超过了9.2%，2008年吸收外资超过600亿美元，在中国出口产品当中，高科技产品已经占到24%，在2008年成为世界贸易的第二大出口国，中国与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国家。

    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出口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而现在我们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调整，这是我们面对金融危机最好的方式，我想这很重要。我们应当想尽办法多尝试，把文化内容与生产力结合起来形成文化创意产品，这也正是政府目前所做的事情，我们相信这是正确的方向。

    今后，中国在创意产业上，应该让中国的创造力与新技术行业比如IT等紧密结合起来，技术是创意经济的内容创作与生成的关键角色。媒体也是创意产业中一部分，应该积极传播先进的理念。

    我们同样认为，保持文化的特色，中国生产的创意文化产品要有“中国特色”，而不是完全的西方化，这是我们希望从中国创意文化产品中看到的，你们应当保有自己的特质，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但是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是你们不能放弃的，因为你们已经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这是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宝贵财富。而且我认为在创意产业中保持文化的这种独特性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南都：广东省近期提出了要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并提出建立“珠江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圈”等相应的重大举措。在您看来，建设创意文化产业基地需要具备哪些基本要素？人才？资金？政策？

    埃德娜：可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注意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而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过程当中，创意产业是不少地方政府优先发展的领域。，而目前在数码、新媒体领域，又有着相当巨大的潜在空间，同时中国政府在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上投入很大，吸引了众多年轻人从事创意领域的研究，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师与从业人员，他们都有非常强的实力，我认为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成为一个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需要多方面的复杂的因素综合促成，比如要有开放的态度，去关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要有合作的精神，不断地思考尝试，看是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合作的计划，不仅仅是与发展中国家，也要考虑是否有与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可能性。在这方面，联合国贸发大会不仅仅进行创意经济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有同样有合作计划，为政府提供对话的平台，让他们彼此间寻找适合的机会。

　　这个冬天，广州的文化产业注定不会太冷。有着文化产业界“达沃斯论坛”之称的“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将于11月27日至29日在广州长隆大酒店举行。迪斯尼总裁罗伯特·伊格，传媒巨头、新闻集团掌门人默多克，刚刚去职的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局相关负责人等，届时将有望莅临广州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机遇”支招。论坛的主办方之一、广东省文改办（全称“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大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分析：这一盛会将成“全国注目的文化产业风向标”。

　　致力于打造全世界最权威的文化产业论坛

　　本次论坛也是为进一步推动广东省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广东省文化产业与国际文化产业界的联系与合作，全面提升广东省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而举办的一场冬天的盛宴。

　　据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国际文化产业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和世界对华交流协会发起举办的国际文化产业年度会议，是联合国认可的最权威的国际文化产业峰会，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贸易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支持。

　　论坛每年举办一届，集中讨论国际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集中发布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势分析和预测。论坛的目标是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摹本，打造全世界最权威的文化产业论坛。迄今为止，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前两届分别在深圳和北京举行。

　　“2009中国·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由广东省文改办、南方报业集团联合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对华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由南方都市报具体承办。

　　本届论坛将是一次国际性的文化产业高端峰会，会议将邀请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国际文化产业行业协会领导人、国际知名文化产业专家学者、国内外文化产业著名企业家出席本届论坛，论坛将最大程度的汇集全球文化产业巨头、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以及国际研究结构。

　　论坛的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机遇”。届时，文化产业先锋将齐聚一堂，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共同展望金融危机影响下，文化产业如何走出危机。

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介绍本届论坛概况和议题安排

　　“主论坛+分论坛”搭建开放平台

　　较前两届不同的是，本届论坛将在突出国际化和本土化、突出产业、突出行业影响力等方面着手，致力于打造中国文化产业和世界文化产业界交流对接的重要平台，架起政府与文化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突出文化企业间的联系与合作，为文化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之间建立起一个沟通的平台。

　　为更好地突出产业本身，本届论坛在形式上将扩展为“主论坛+分论坛”的模式，由一个主论坛和若干个分论坛组成。除在广州长隆大酒店举行的主论坛之外，组委会还将根据文化产业门类的区分设置若干个分论坛。目前，已筹备中的分论坛包括动漫产业分论坛、创意产业分论坛、旅游产业分论坛、新媒体分论坛等等，分论坛将邀请本行业的企业龙头、政府相关部门领导、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该行业从业人士等出席，对本行业的发展趋势、前景等展开内容多样的沟通和探讨。分论坛实行“平台开放”。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轲介绍本届论坛筹备情况

　　集中发布“关于国际文化产业本年度形势报告”

　　除此之外，本届论坛还将突出文化产业趋势信息的集中发布。在为期三天的时间内，与会嘉宾将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金融危机对全球创意产业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对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进行展望，并将会议成果以《文化蓝皮书：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为题编辑出版，全球发行。

　　论坛还将首次集中在中国发布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关于国际文化产业本年度形势报告，本届论坛拟发布包括“全球创意经济报告”、“国际版权产业报告”在内的涉及10余个产业门类的年度报告，将涵盖文化产业各个主要领域。

世界对华交流协会会长李平

　　这一盛会将成“全国注目的文化产业风向标”

　　本届论坛组委会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改办主任赖斌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第三届国际文化产业论坛是和广东“文化强省”战略相呼应的文化产业盛典，这一国际级别的高端盛会必将成为全国注目的文化产业风向标，不论政府、企业还是研究机构，都能从中了解到国际文化产业的走向和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信息，获得思想的启迪。更重要的是，论坛将建立起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沟通的桥梁，通过这个平台和桥梁，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政府、企业等将实现对话和互动，从而建立中国文化产业界与国际文化产业的联系与合作，推动政府与文化企业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与合作，将会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同时，这一文化产业高端峰会在广东的举行，对于促进广东提升文化软实力、吸收国际经验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有力的增强广东本地文化产业的活力和动力，切实提高广东文化产业竞争力。